漳州師范學院張桂興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從“基督教徒”到“人民藝術家”-- 老舍創作道路新論》（項目批准號為06BZW049），最終成果為論文集《老舍論集》。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與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魯迅、郭沫若、茅盾等其他文學大家相比，老舍研究起步較晚，其成果也相對滯后一些。從過去國內外出版的一些老舍研究論著來看，由於受當時條件的限制，資料往往不夠准確，以至於影響到它的學術價值。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老舍論集》，在重新審視20世紀老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求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確鑿豐富的資料，對老舍的成長道路和思想發展做出一種全新的解釋，以澄清老舍研究中“左”的和“右”的傾向。這不僅可以促進國內外老舍研究的深入發展，而且也有助於進一步提高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研究水平，推動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其他作家的深入研究。

　　一、學術觀點的獨創與新穎

　　1．研究宗教文化對老舍一生思想和創作的影響，尤其是研究基督教文化對他的重要影響

　　老舍早年曾經受過洗禮，加入過基督教，這並非是這項成果的發現。然而，系統翔實地闡述老舍在青少年時期與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的密切聯系，及其對他一生思想和創作的重要影響，卻是這項成果的獨特貢獻。

　　老舍在青少年時期曾經受到佛教文化的重要影響。他小時候之所以能夠得到上學的機會，正是由於佛學大師劉壽綿的大力相助。后來，老舍還在劉壽綿主辦的佛事活動中多次幫過忙。然而，他卻始終未曾皈依佛教。同樣，老舍在青少年時期有不少伊斯蘭教的朋友、同學、鄰居，但是，老舍似乎更崇拜他們“勇敢、潔淨、有信仰、有組織”等做人的品格，並未產生過入教的念頭。也許是基督教的“天國”藍圖更合乎老舍當時所追求的救世理想，為此，在宗教信仰的選擇上老舍最終還是選擇了基督教。后來，隨著對社會認識的加深，他又逐漸遠離了基督教。對此，成果既不隱瞞，也不夸大，而是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通過大量翔實的確鑿資料予以揭示。

　　2．研究青少年時期對老舍一生思想和創作的重要影響

　　關於老舍青少年時期的情況，一直是研究者致力追尋的熱點研究課題之一。這是因為，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所接受的思想教育、道德熏陶、文化修養及其知識積累等等，是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整個一生的。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青少年時期所留下的家庭和社會烙印就顯得更為重要。因而，對老舍青少年時期的把握程度自然也會影響到對老舍一生思想發展的正確揭示和創作作品的重新評價。

　　這項成果從“出生-家世”、“私塾-小學”、“中學-師范”、“校長-督學”、“教員-文書”、“初戀-結婚”等六個方面入手，採用最新發現的一批老舍材料，對老舍的家庭狀況、求學歷程、任教生涯以及戀愛婚姻等做了全方位的闡釋，從而糾正了過去流傳中的一些訛誤。

　　3．研究老舍在山東時期的生活與創作

　　20世紀30年代，老舍在山東連續居住七年之久，這段時間在他的一生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從個人生活上來說，老舍是在山東期間成的家，在山東生兒育女（四位子女中有三位生於山東），在山東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從創作成果上來說，山東階段是老舍一生中創作的黃金時代，他先后創作了《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等作品。特別是他的代表作《駱駝祥子》，就是在山東青島寫成的。從思想發展上來說，老舍的愛國主義思想在山東時期表現得更突出、更強烈，他對中國的國民性問題做過深刻的探討。也正因為如此，老舍多次談到山東對他的深刻影響，並稱山東為他的“第二故鄉”。

　　這項成果對老舍在山東期間的“住處”、“任職”、“授課”、“主持和編輯《齊大月刊》”、“與友人合辦《避暑錄話》”、“眾多的講演和社會活動”等，進行了翔實而准確的考証，不僅糾正了過去流傳中的諸多訛傳，而且新發現了大批鮮為人知的資料，從而填補了老舍這段時間的資料空白。

　　二、文獻資料的翔實與准確

　　任何領域的學術研究，不管涉及到的范圍有多廣，採用的方法有多新，選取的是宏觀角度還是微觀角度，都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前提條件，那就是首先要詳盡地佔有資料。恩格斯曾經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隻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隻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材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

　　這項成果的顯著特點是充分地佔有了材料，做到了資料的豐富、新穎和准確。承擔者不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礎上簡單照搬，而是從查找原始資料入手。為此，規定的原則是：“一律核對原件，以確保資料的准確性﹔力求每一條、每一款都盡量摘錄當時、當地報刊雜志的原始記載，藉以尊重歷史並力求重現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絕對不做‘文抄公’--不核對原件，就任意抄來抄去，以至於以訛傳訛。”例如，這項成果在研究老舍的人際交往與他成長為“人民藝術家”的關系時，就是以詳盡地佔有資料為基礎的。

　　縱觀老舍一生中成就的事業和他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除去個人的主觀努力外，也與他所處的社會、接觸到的人和從事的職業密不可分。假若不是老舍在一生中的幾個關鍵時刻都遇到了對他發生重大影響與幫助的良師益友，假若不是老舍終生以文藝事業作為自己的生命，那麼后來是否會有一個人民藝術家的出現，就是另一種答案了。

　　在所有對老舍發生影響和進行幫助的人之中，老舍的母親可以說是對老舍影響與幫助最早、最大的了。老舍母親並不識字，她給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她把性格、愛好、習慣和做人的准則等等都傳給了老舍。其次，是“宗月大師”送老舍上了學，識了字，從而奠定了老舍的文化基礎。此外，“宗月大師”苦行、向善和樂於助人的佛家精神也深深地影響了老舍，以至於形成了老舍一生中樂善好施、同情窮人的品德。北京師范學校校長方還對老舍的影響，主要在於進一步增長了老舍的文學興趣，使他奠定了古文、詩詞和書法的根底。至於許地山、寶廣林對老舍的影響與幫助，則是表現在對老舍宗教信仰和人生道路的選擇上。而老舍與馮玉祥交往的最大功績，莫過於兩人都積極支持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

　　周恩來對老舍的重要幫助，則是表現在關鍵時刻如何正確選擇人生道路這些大是大非問題方面。第一次是在1938年初，醞釀“文協”成立的時候。當時，周恩來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出發，堅定地認為：老舍無黨無派，而且在中國第一代新文學作家群中有一定的聲望，由他出面總攬全局非常恰當。老舍也因此而改變了他在整個抗戰時期的人生道路，由一個單純的“寫家”變成了一個時代洪流中盡職的“小卒”。另一次是在1949年下半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當年，遠在美國的老舍接到周恩來通過多種渠道發出的邀請后便立刻積極准備回國，並最終於當年12月12日回到了離別14年的北京。由此可見，老舍人生中的兩次關鍵時刻，都是在周恩來的大力幫助下才最終確立了正確的人生道路的。

　　三、治學態度的務實與嚴謹

　　這項成果一方面按照“言必有據、據必有考、考必有是”的嚴謹與務實的治學態度，以確鑿的資料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另一方面也公開地批評了老舍研究和資料使用中的失范現象。這既需要勇氣，也需要實力。特別是在目前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現象較為普遍的情況下，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斗爭精神也許是這項成果最大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