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師范大學肖立軍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代省鎮營兵制研究》（項目批准號為08BZS02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郭玉鋒、張玉興、姜珠玉、徐斌。

　　這項成果共分十章。

　　第一章，明代省鎮營兵制的含義。關於明代軍事制度，據當時典籍記載，可分為三大塊：衛所制、京營兵制，以及明中后期（1449—1644年）在京師以外地區盛行的軍制。關於后者（即第三項），這項項成果採用了“省鎮營兵制”的提法。主要理由是：“營兵制”的提法容易與京營混淆，“鎮戍制”的提法又難以體現該軍制的特色（明以前有鎮戍軍隊，衛所也有鎮戍職能）。省鎮營兵制的提法強調三大要素：履行鎮戍職能，實施於明代省、鎮地區（明代一般以一省或一鎮為一位鎮守總兵等的防區），以營制為核心。

　　第二章，明代的衛所軍隊和省鎮營兵。明初設立了大量衛所，衛所軍隊的主要任務包括防御蒙古、防倭、京操、漕運、守城（或操練）、巡捕、屯田、造軍器等。明中后期，省鎮營兵制得到發展，從衛所選取精兵，並補以募兵或民兵等，從而組建了標兵、營兵。標兵指總督、巡撫及嘉靖中葉以后總兵等親統之兵（后來標兵也有泛濫傾向）。狹義營兵起初指總兵、副總兵、參將和游擊等親統之兵，即正兵（總兵所統正兵在督撫標兵建立后多改稱標兵）、奇兵（后亦稱協）、援兵和游兵，后來甚至連備御所統兵亦有稱營兵者。標兵和營兵是主力部隊，按營的編制組建。此外，明代中后期的守城兵、墩軍與夜不收、通事與家丁等，在編制和統領將領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打上了省鎮營兵制的烙印。

　　第三章，明代省鎮營兵制下的兵役制度。《明史·兵制》作者將明代軍戶的來源分為從征、歸附、謫發和垛集四種，然而據《明太祖實錄》所載事例，明建國前（元末）及洪武時期軍士（軍戶）來源可分為主動投奔、故元漢軍、收編降卒、籍民為兵、罪犯充軍、招募等途徑。依《明太祖實錄》所載可統計數字計算，排在第一位的是各類降軍（即《明史》所謂的從征與歸附的主體部分），約佔70％或稍低些。排在第二位的是垛集軍，約佔24.5％。排在第三位的是故元遺兵及元軍戶軍，約佔5％。排在第四位的是充軍，佔0.5%或稍高些。在永樂特別是仁宣以后，補充兵員的途徑則主要是充軍和招募。充軍一般要編入衛所。募兵不僅用以充實營伍，也有相反的情況，源於衛所和募兵等的營兵有時也被重新編入衛所，目的是防止逃亡。明中后期，標兵、營兵等成為重要省鎮的主力，衛所與招募等共同構成省鎮標、營軍隊的主要來源。在一定意義上說，招募為標、營軍隊的直接來源，而充軍等為標、營軍隊的間接來源（充軍要先入衛所）。

　　第四章，省鎮營兵制的調兵及指揮體系。（1）《明實錄》等有關資料表明：朱元璋（特別是在其晚年）注意讓五軍都督府和兵部互相牽制，使二者既有分工，又互相合作，或者在相同軍務中分別負責不同環節，或者同一事務此場合命兵部完成而彼場合則令五府承擔。建文以后，兵部地位超過五府。（2）明代軍事指揮系統包括文臣、武將和內臣。明代省鎮負責軍務的文臣主要包括督師、經略、總督、巡撫、提督、諸道（分守道、分巡道、兵備道等）和廳官。其中，巡撫之下兼轄軍衛與有司的官員為守、巡、兵備道。明末在道之下設有廳官，指府同知、通判或州判官駐扎一地，擁有軍事等權力，形成了巡撫——諸道——廳官上下體系。（3）明代省鎮營兵制下武將的統領格局是，總兵負責一鎮防務，參將在總兵之下負責一路防區，守備在參將之下負責以某城堡為中心的一小片轄區，形成了總兵——參將——守備上下體系。副總兵佐助總兵稱協守，后來有的鎮也增設副總兵各負責一協，一鎮多協的副總兵取代了原來的分守參將。游擊一般往來防御無固定防區，聽總兵、巡撫節制。（4）明代各省鎮內臣，除了鎮守以外還有分守、守備內臣，以鎮守內臣地位最高。所以，這項成果用“鎮戍內臣”的提法來概括省鎮內臣（不包括珠池諸內臣）。

　　第五章，明代省鎮營兵制的編制。明代省鎮營兵制的發展可分為兩大時期、五個階段（明前期分洪武、永樂到正統兩大階段，明中后期分景泰到弘治、正德至萬歷、天啟崇禎三個階段）。明代省鎮營兵制，萌芽於洪武末期。仁宣、正統時期的巡哨軍及早期“游兵”由“馬隊”構成，至遲景泰時期北邊明確了營伍編制，並已分營常操。同時期的京營則實行團營制。正德以后到萬歷時期，以北邊為代表的、防御蒙古（及倭寇）的營兵有很大發展，諸鎮設立了正兵營、奇兵營、游兵營、援兵營，並且完善了互相配合的鎮戍體系。明中后期以北邊為代表的營的建置，可概括為營、司、隊、伍之制，或稱為營、部、司、隊、伍之制。省鎮營兵建置與衛所編制有所不同，前者出現的原因，除了受明代以前古代兵制及明代京營兵制的影響外，主要還是實戰需要的推動。

　　第六章，明代省鎮軍隊的后勤供應。明代北邊的軍費主要由屬於中央財政的起運中支出，北邊以外的省鎮軍費主要從存留（國家財政用於地方者）中支出，這反映了明朝對北邊的重視。北邊等地的軍費，以及宮廷開支、藩王祿米、官員貪污等等，消耗了明王朝大量財富。為彌補財政虧空，明廷實行了加派，而加派最終把邊兵、飢民逼上梁山。農民起義和后金（清）內外打擊，明王朝宣告滅亡。

　　第七章，明代全國鎮守總兵及相關武將鎮戍區的分合演變。各鎮的鎮守武將或鎮守總兵的設立及其轄區的分合變化，與明代各地內憂外患的輕重緩急形勢息息相關。從鎮的分布來說，蒙古威脅嚴重的北邊是鎮守總兵及軍鎮密布的地區，一般一省設立數鎮（如陝西便設立了四五個鎮）﹔北邊以外的其它地區，一般是以省為單位設鎮，而且有時於數省設立一鎮。明代北邊、沿海、西南及內地等區域設立的總兵等，絕大多數都有同名巡撫與之相配，隻有個別晚設立的總兵例外。從轄區上看，鎮守總兵與該地的巡撫轄區大體一致，但有的略有差異，如薊州鎮，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該總兵負責北直隸北部的沿邊地帶，而該巡撫除了總兵轄區外也包括通州、霸州、涿州等地。在鎮戍制度上，明代中后期巡撫的存在，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視為一鎮的建立：如在保定地區，起初設立分守副總兵，因為該分守副總兵之上有巡撫，所以也可視為一個獨立防區或者鎮（四川鬆潘等地也有類似情況），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巡撫與各鎮的設立有關這一事實。明代總兵、巡撫設立的這種亦步亦趨之情況，一方面說明文武分開后總兵無民事權和籌餉權，需要巡撫等文臣與之合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明廷有意讓總兵、巡撫互相牽制並以文制武，從而監督總兵，並維持地方的權力均衡。

　　第八章，浙江、雲南、宣府三個典型省鎮營兵制將領等的設置及演變。對三鎮營兵制將領體系所進行的個案考察表明：鎮戍將領的設立及省鎮營兵制的實行是實戰需要促動的結果。衛所正軍雖然是由現役軍人組成的常備軍或准常備軍，但衛所逐漸成為儲兵單位。在省鎮營兵制下，總督、巡撫、總兵等，都強調遇到軍情要組織防衛，某種程度上屬於持續的軍事動員體制。這種軍事動員體制的出現，是實戰需要逼迫的。浙江在嘉靖以前曾設總督備倭都司，嘉靖間倭患猖獗，明朝於該省設立了地位更高的總兵等將領，並選衛所兵、募兵等組成標、營軍隊。

　　第九章，明代衛所——省鎮營兵制下的軍事屯堡。成果所言“屯堡”指帶有防御工事的軍事屯堡。明代基層社會組織，除了宗族、裡甲、鄉村、保甲、會館、結社等等以外，屯堡在一定意義也可列入其間，明代君臣在下傳政令時往往將屯堡與鄉村並稱。明代屯軍實行軍事化管理，但屯軍實行戰斗編制沒有維持很長時間。許多屯堡遠離衛所又不屬於州縣官管理，容易形成治安漏洞或隱患。明朝也曾一定程度上加強對屯堡的控制，使可能成為治安隱患的屯堡軍丁，成為治安乃至邊防的維持力量之一。而屯堡也拱衛長城及城池，承擔著護屯、出餉、供兵、防守、養馬、中轉遞運等功能。

　　第十章，總論。在京師以外的省鎮地區，明朝前期的軍制總體來說是以衛所制為主﹔明中后期，以衛所制為基礎而又有別於衛所制的省鎮營兵制居主導地位，此時都司衛所地位下降，但仍然對省鎮營兵制起輔助性的支撐作用。明代省鎮營兵制雖有非經制的一面，但其基本特點及精神還是十分明顯的。主要表現在：挑選精壯，諸營合作﹔營、隊操練，兵將相識﹔以文督武，大小相制﹔各守信地，互相配合﹔以守為主，不乏進攻。此五點從總體來說屬於積極的方面。明代省鎮營兵制也存在弱點，表現在：分權失當，中制頗嚴，責罰太過，兵源不繼，籌餉失當等。明代省鎮營兵制雖不無局限，但在營司隊伍編制、兵將關系、指揮體制方面進一步加強建設，豐富了中國古代軍制的有關內容。該制度盛行於明代中后期，且為清綠營兵制所效法，說明明代省鎮營兵制有可取之處。

　　這項成果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列表進行分析，並用數字統計的結果來說明問題﹔個別地區的考察與全國宏觀情況相結合﹔既注意制度的規定，更注意制度的演變和執行層面，用具體事例來說明將領等的職掌﹔用現代軍事理論框架來構建成果的章節，雖然增加了研究難度，但有利於保持系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