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單純研究員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方宗教哲學傳統的反思與展望》（項目批准號為05BZJ001），最終成果為專著《啟蒙時代的宗教哲學》。

　　該成果認為，古代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一種實踐性質的信仰。就西方的亞伯拉罕信仰系統中的基督教傳統而言，不唯其源頭的猶太教“絕對他在”的上帝投身到了人間，成為肉身的耶穌基督，而且使徒也取代了猶太教的先知和文士，直接用書信或宣講的方式傳播上帝的“福音”。到中世紀，解釋、傳播和豐富基督教思想的人士就變成了教父哲學家和經院哲學家，或者是基督教神學學者﹔他們對於猶太—基督教傳統的核心議題—上帝存在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諸多相關議題進行論証和考察，在解釋啟示和神跡的過程中引發了思辨理性和實驗觀察這些新的方法，最終導致對傳統宗教議題內涵的懷疑、批判和否定。近代啟蒙思想正是在這種歷史環境中孕育出來的，它為現當代思想帶來的一個直接成果就是：人們已經普遍承認，基督教並不是人類唯一的信仰形式，而是人類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眾多宗教的一種特殊形式。

　　經過近代啟蒙思想家的研究，他們發現即便是猶太-基督教傳統其內部最初也是充滿多元化因素的。那些被尊奉為聖王、祭司、先知、使徒、聖徒——包括神學家，他們的聖事、神跡、學術思想、社會背景都具有明顯的多樣性，足以証明這個后來在整個中世紀變得越來越封閉的宗教信仰體系在其歷史形成的過程中是多元開放的，它的生命力可以在近代啟蒙思想的批判洗禮之后得到新的釋放。

　　就基督教早期形成的情況看，其歷史和文化的多樣性也十分明顯。首先是耶穌的道成肉身可以使人聯想到希臘人的“哲學家—王”（philosopher-king）和猶太教彌賽亞的綜合體。其次是《新約全書》對於《舊約全書》、猶太教各種口傳律法匯編以及通過流行的新柏拉圖主義對希臘哲學都有所繼承和借鑒。最后，就連基督教最正統的教父哲學和經院哲學對於希臘哲學、拉比猶太教以及伊斯蘭教哲學中的蘇菲派和伊本·路西德派也多有借鑒或揚棄，甚至就是《聖經》的創作、編撰、翻譯、保存也充滿著多元性的因素，《聖經》（新舊約全書）的匯集和編寫前后大約經歷了1600多年，參與者據稱有猶太國王大衛，政治家但以理，祭司以斯拉，先知摩西，法學家保羅，牧羊人阿摩斯，稅吏馬太，漁夫彼得、約翰，醫生路加，預言家以賽亞、耶利米等，這些人的性情、學問、思想、習慣都不一樣，參與編輯或撰寫聖經相關內容的時間、地點，甚至情緒都各有差異，這些都可以被理解為基督教形成過程中的多元性因素。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之后，基督教傳統中的這些多元性因素在學術研究的氣氛和思想流派的爭論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廣泛的傳播，形成了解釋基督教的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文獻考古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多學科的新視野，基督教傳統的唯一正統性和作為“異端”形式的其他民族宗教或思想觀念之間的嚴格界限逐漸淡化，比較宗教學、宗教性研究或宗教哲學逐漸取代了神學成為更為廣泛的思想議題，像西方人習慣所研究的客觀自然現象一樣，神學的核心議題——上帝已經不再是人類思想探索的禁區，在經歷了與神學或信徒們虔誠的信仰情感若干痛苦的沖突之后，后期的啟蒙思想家如馬克思、尼採等，已經做到了隻把基督教當做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或心理現象來研究，為現當代的學術思想樹立了多樣性研究的典范。

　　成果認為，即便是對於那些隻將宗教哲學局限在“論証上帝存在”方式的神學思想之內的人來說，近代啟蒙運動所開拓的領域也是革命性的，它將理性思辨的方式和社會實驗觀察的方式引入傳統的神學論証特別是經院哲學的論証傳統之中，用比較伊斯蘭教、東方民族的其他信仰形式，甚至新殖民地所發現的巫術和原始宗教的方式，結合思辨理性的論証，得出了許多深具啟發意義的結論，用多元性的思路探索基督教的特殊性和一般宗教的共性，無論是在思考方式、觀察對象、宗教內容還是在現象解釋方面都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就以康德的宗教思想和克爾凱郭爾的宗教思想看，他們都是在反思和批判了安瑟侖和阿奎那那種信仰主義的宗教哲學的基礎上，重建了新的宗教哲學，康德偏重於人類的道德意識，克爾凱郭爾偏重於人的個性感受，他們的宗教思想是啟蒙時代宗教思想多元性的兩個樣板。但與經院哲學相比較，不僅論証方式有別，主要還是宗教的主體和目的從絕對外在的上帝轉向了主體性存在及其多樣性的生命狀態。近代思想的主體性論証與安瑟侖的客體觀念論論証反差最大，因為“安瑟侖的論証把前提先確定在‘上帝是一個無限完美的想象存在者’這一基本觀念之上。換句話說，安瑟侖將‘上帝’先行定義為‘可能想象到的極限完美者’，從這個前提出發，他又進一步論証說：作為觀念，這種定義是人能夠理解的﹔如果一個人能夠理解這個觀念，那麼觀念所代表者至少就存在於他的理解之中”。上帝作為一個觀念，對於虔誠的信仰者來說觀念就可以等同於實體或經驗的存在物﹔但是對於無神論者來說，情況可能剛好相反，他可以將其視為一個虛幻的印象或錯誤認識，這樣其蘊涵的實體或存在物就是一種子虛烏有的東西，所以觀念並非具有必然的正確性，以之証明上帝觀念，進而証明上帝必然存在就不能成立。不過，安瑟侖這裡的論証是要表達他的一種思想方法，即信仰先於理解，這種“先”是一種邏輯的“先”，而不是時間的“先”，因為它以觀念排斥佔時空的經驗事實，由此可以推導出觀念客體先於認識主體，神先於人，神學先於哲學。這就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典型方式之一。但是，克爾凱郭爾則堅信，信仰和理性完全沒有邏輯上的關聯性，人之所以信仰上帝乃是由於主體的人自身的情感需要，像安瑟侖這樣的依靠“理性”証明的上帝，實際上是一種荒誕的觀念，完全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運用信仰的觀念當作一般邏輯論証的前提是一種智力上的缺陷：因此，“上帝只是荒誕的智力”（God is an intellectual absurdity）。因為智力和情感是人的精神品質的互補性因素，並不因為智力上的荒誕性人類就完全摒棄宗教，它的存在價值還在於滿足人類的深層的情感需要，所以上帝的觀念仍然可以非理性的方式存在於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宗教也仍然是現代西方精神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但是對它們的論証和理解已經完全不是那種信仰觀念論的方式了。

　　經院哲學中最全面的“理性”論証是托馬斯·阿奎那提出的，即所謂上帝存在的“五種証明”，它已經成為現代西方宗教哲學研究的重要基礎之一，具體有：“第一種：遷移論的論証”﹔“第二種：因果論的論証”﹔“第三種：偶然性的論証”﹔“第四種：優越等級的論証”﹔“第五種：和諧論的論証”。這些論証看上去邏輯嚴密，玄妙至極，但是也不脫信仰在先，知識論証在后的經院哲學窠臼，是安瑟侖論証的新翻版。據啟蒙思想家康德的理解，這五種証明方式實際上仍然只是三種傳統的論証方式，即“本體論的論証”、“宇宙論的論証”和“目的論的論証”，歸根到底又都是本體論的論証，而本體論的論証最終又可以被理解為觀念論的論証，因此，它仍然是信仰主義取向的宗教哲學，其荒誕性乃在於將先驗的信仰概念——上帝混同於概念的屬性——想象中的無限完美者。康德在批判了這種認識上的混亂和理性論証的弊端之后，倒是從人的倫理需要方面來解釋上帝存在和人類的宗教情懷，建構了一個人類精神生活的系統框架：真、善、美，將純粹理性與求真的精神生活，實踐理性與求善的精神生活，判斷力與求美的精神生活聯系起來，成為整個啟蒙時代西方思想的一個清晰的“路線圖”：之后的近現代思想都可以從康德這種精神生活框架中延伸出新的發揮空間和特色。如果拿阿奎那和康德相比，中世紀經院哲學和近代啟蒙思想的反差就更容易看得清楚：經院哲學總是從信仰觀念出發，來做出那些繁瑣的論証，其結果反倒使得人們產生了對上帝存在的各種懷疑，對宗教神秘氣氛的厭倦﹔而康德從問題出發，將人類精神生活與人的心靈認知主體性和情感的直覺性——類似於人類現代精神生活中被劃分出的“智商”和“情商”因素——聯系起來，解釋了宗教在人生觀中的普遍價值：上帝存在不是理性上的必然，而是倫理上的必須。

　　通過全面考察近代啟蒙思想的時代背景、基本內涵和思想特色，該成果得出一個綱領性的結論：實驗觀察和理性思辨的方式是對中世紀神學傳統中的“啟示理性”方式的反叛和超越，其全部的思想價值就是確立了人在精神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將宗教傳統中的上帝實體觀念轉化成了一種“隱喻式”（metaphor like）的人類思想表達方式，在這個人類精神生活的價值轉換中，獨斷論的神學也演變成了思辨論的宗教學。這就是啟蒙時代的宗教哲學貢獻於人類思想進程中的理性思辨方法和人文主義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