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財經大學景普秋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煤炭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兼論煤炭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項目批准號為08BJL052），最終成果為研究報告《煤炭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研究》。課題組成員：張復明、趙康杰、郭文炯、趙紅梅、李連光、吳文亮、范昊、李曉敏、田凱、陳茜茜。

　　一、成果的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

　　豐裕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從歷史經驗來看，它既不是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必要條件，如自然資源相對缺乏的日本、新加坡等國經濟發展就非常迅速﹔也不是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充分條件，如20世紀后半葉礦產資源豐裕的荷蘭、尼日利亞等國出現的“資源詛咒”現象。由此可見，豐富的礦產資源本身並不是“詛咒”，關鍵是資源在開發、分配、使用過程中是否適當。

　　這項成果基於技術進步視角闡釋礦產資源開發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指出資源開發中變量選擇不同可能形成三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從理論上化解了“資源詛咒”及其質疑的爭論，補充並完善了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中關於礦產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針對資源型經濟體系的五個基本特征，提出煤炭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豐富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基於特殊性基礎上的煤炭資源開發三級收益分配機制中，與稀缺性租金相區別的耗竭性租金的提出，以及來自於供給曲線發生移動的解釋，豐富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租金理論。

　　中國是世界上礦產資源豐富的主要國家之一，礦產資源開發為中國工業化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也給資源開發區域帶來諸多問題：產業結構單一、經濟增長波動、生態環境惡化、安全事故頻發、收入差距擴大、資源枯竭引起失業、區域發展衰退等。這項成果以煤炭資源豐富的山西省為例，剖析煤炭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為山西以及其他煤炭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煤炭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煤炭資源開發三級收益分配機制的提出，對我國煤炭資源產權與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對山西省作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也具有重要的借鑒與指導作用。

　　二、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這項成果界定了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概念與內涵，闡釋基於礦產開發特殊性、尤其是制度安排、技術進步、價格波動假設條件下的礦產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理論模型，提出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的三種模式構想及其相應的判定條件和基本特征﹔選擇三種模式個案進行實証分析，包括世界范圍內國家和區域層面成功的案例、失敗的案例以及陷入資源優勢陷阱、“福”、“禍”並存的常態案例﹔探討了煤炭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分析了中國煤炭資源產權與收益分配機制及其制度創新。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如下：

　　1.礦產資源開發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在三個假設前提下，即礦產品價格波動性強、資源部門缺乏技術進步、制度外生，資源開發給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短期內區域經濟增長取決於制造業與資源部門擁有的生產要素以及相應的價格之比，資源開發有可能推動經濟增長也可能出現制約經濟增長的現象﹔區域經濟結構呈現“反工業化”與工業化、城鎮化偏差等現象﹔資源部門的自我強化擠出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減弱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人力資本的擠出導致經濟增長長期滯緩。改變假設條件，將資源部門設定為對勞動力技能要求高，且具有內生增長特征的規模報酬遞增部門，得到擴展模型：資源開發將推動區域長期經濟增長、結構演進與人力資本積累。放寬制度外生假定，得到擴展模型：資源開發作用於經濟體系進而對制度產生影響，制度安排合理情況下，資源開發將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2.礦產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有三種：資源開發推動了區域經濟發展、資源開發阻礙了區域經濟發展、資源開發將可能給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福”、“禍”雙重影響。三種關系形成礦產資源開發中的三種經濟發展模式。每一種模式的形成，關鍵在於礦產資源開發中主要變量的選擇，即資源開發強度、開發集約度、資源依賴度、資源收益分配極化度、資本轉化度。對上述變量的選擇不同，將可能形成資源推動型的優態發展模式，如20世紀初期的美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挪威，以及博茨瓦納、智利、馬來西亞等﹔資源主導型的常態發展模式，如德國的魯爾、美國的休斯敦、中國的東北老工業基地等﹔資源詛咒型的病態發展模式，如20世紀70年代的荷蘭、尼日利亞等。

　　3.煤炭資源開發與山西經濟發展中的“福”與“禍”。資源主導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多發生於區域層面，受全國地域分工影響，區域專業化程度高，對資源依賴性非常強。但也正是由於發生在區域層面，某種程度上分解了收益分配的非公平性與波動性將可能給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了“資源詛咒”現象的發生。總體上表現出“福”、“禍”並存的雙重特性。通過對山西省省域、地級市、縣域三個層面的面板數據以及結構演進的分析，發現煤炭資源給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是正反兩方面影響：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也加劇了經濟增長的波動，帶來高人均GDP與低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共存﹔促進了經濟結構的演化，也帶來經濟結構的偏差，導致反工業化現象、工業化與城鎮化偏差現象、第三產業弱化現象等﹔是區域發展的資源優勢，又因為資源的開發擠出了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制度演化緩慢，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下降。

　　4.中國礦產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礦產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証檢驗，普遍認定“資源詛咒”現象的存在，即二者之間呈現反方向變化。事實是，研究中採用不同的指標衡量礦產資源豐裕，則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通過界定礦產資源豐裕度、礦產資源開發強度、礦產資源開發依賴度，這項成果利用我國省際層面的面板數據，從三個層面對礦產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礦產資源豐裕度反映了礦產資源賦存程度，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不確定，即資源豐裕並不必然形成“資源詛咒”﹔適度的礦產資源開發強度不會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礦產資源依賴度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反方向變化，即礦產資源依賴度越高的區域，其經濟增長越容易受到礦產資源的負面影響。

　　5.山西煤炭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思路與路徑選擇。從經濟增長、結構演進、收益分配分析，資源型經濟基本特征為：高耗能、高污染、高危險性的經濟增長方式，物質資本、自然資源投入為動力的生產要素結構，資源產業為支柱的單一產業結構，礦區布局與城市建設沖突的空間經濟結構，資源財富流失的收益分配結構。煤炭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包括資源利用方式的轉變，即資源利用集約化、低碳經濟普及化、生態修復制度化、生產消費清潔化﹔要素投入結構的轉變，即人力資本積累內生化、創新體系建設制度化﹔產業結構轉型，即傳統產業新型化、優勢產業高端化、新興產業規模化、三次產業協同化、產業布局集群化、資源型企業集團化﹔區域空間結構重組，即優化區域空間經濟結構、統籌礦-城-鄉發展、加快資源型城市轉型步伐﹔收益分配以及其他體制機制轉型，包括煤炭資源開發的收益分配與轉化機制、推進發展方式轉變的支撐與保障機制。其路徑選擇在於對資源開發獲取的高額租金收益進行合理分配與轉化，將自然資源財富轉化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財富，形成資源推動型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6.煤炭資源開發的三級收益分配機制。煤炭開發不同於一般產品的生產：煤炭資源表現出稀缺性與可耗竭性﹔開發過程中伴隨顯著的外部性、風險性與資產專用性﹔煤炭的低供給彈性決定了其價格的強波動性。煤炭開發特殊性決定了其收益分配機制的特殊性：資源租金與生產成本共同構成私人成本，安全投入、生態環境與資產專用性補償形成礦產開發的社會成本，調控價格與收益波動需要設立穩定基金。收益分配制度的缺失或缺位，會引發區域發展的非持續。為避免上述問題，宜建立私人成本-社會成本-穩定基金三級收益分配機制。其中私人成本以資源租金為核心，包括補償資源稀缺性的耗竭性租金與補償資源可耗竭性的耗竭性成本﹔社會成本，包括安全成本、外部成本、轉型成本﹔穩定基金的設立是為了平抑市場價格波動、調節礦產品市場的供求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