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劉剛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后福特制與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項目批准號為05BJL045），最終成果為專著《后福特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的發展階段》。課題組成員有：王偉、李威、趙欣欣、孫淑琴、田艷君、李文靜、鄭楠。

　　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特制大規模生產的危機及其向后福特制生產方式的轉變，引發了資本主義新一輪經濟轉型。福特制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繁榮走向衰退的根源，而后福特制的興起和發展則使資本主義再次克服了經濟衰退和危機。生產方式的新變革，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如何生產和制造的傳統認識，而且改變了人們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制度結構的理解，引發了當代資本主義新一輪經濟和社會轉型。

　　該成果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方法為基礎，考察后福特制的產生和發展與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和演進的內在關系，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轉型中制度結構的轉變、勞動組織的變革和國家之間國際競爭力的消長變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主要內容和觀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后福特制首先表現為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和變革。針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滯脹和危機，皮埃爾和塞布爾(Piore and Sabel，1984)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從繁榮走向衰退的根源，是福特制大規模生產方式的危機，從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轉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二個產業發展分水嶺(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作為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后福特制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變革的影響是基礎性的。自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之日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處於不斷的演進之中，並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持續變遷和發展。生產方式的創新和演變是推動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持續變遷的基本動因。與生產方式的演變相伴隨的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的消長變化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調整、變遷和演進過程。20世紀初，與福特制的興起相伴隨的是美國經濟的崛起。隨著福特制生產方式的普及和完善，德國率先成為歐洲最有實力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隨著福特制內在局限的逐漸顯現，美國經濟陷入了長期的滯漲。而后福特制的興起則帶來了第三意大利的復蘇和繁榮、日本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新經濟。

　　二、后福特制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和新形態。后福特制不僅指生產方式的變革，還包括調節經濟活動的相應經濟制度和政策的變化。特定的生產方式及其制度和政策等調節活動，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形態，成為區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主要標志。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新的經濟形態的產生是經濟轉型的結果，而每一次新的經濟轉型都是一個包括技術、組織和制度等諸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經濟變革過程。其中，市場和技術只是這場變革的外部條件，變革的核心是新的生產方式的創生和制度結構的構建。與福特制大規模生產不同，后福特制的驅動力不再是規模和范圍經濟，而是持續創新和柔性生產。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創業或創新活動的涌現是實現持續創新和柔性生產的基本力量。圍繞著創業或創新活動，資本主義不斷地進行勞資和資本之間關系的調節，形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新的制度構架。從當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僅僅從自由主義還是調節主義的角度界定新經濟形態的制度屬性，都只是從表面上看問題。后福特制制度結構變革的著眼點是構建創業或創新環境，又被稱為創業資本主義，它有效地啟動和催生了以IT為代表的高科技新興產業和經濟的全球化。新的制度結構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首先，新的制度結構調節的重心不是勞資關系，而是資本之間的關系，強調中小企業的創新性競爭在新市場和技術條件下對經濟增長的決定作用。而勞資關系調節的重點是改革工資集體談判制度和福利國家政策，其目的是為創業活動提供擁有知識、高技術和創業意識的勞動者。其次，新的制度結構的主要功能表現為有效地促進中小企業的創業和創新活動，並通過中小企業的創業和創新，實現新技術的商業化。第三，新的制度結構要求國家干預的重心不是需求，而是供給，其出發點是提升國家和區域的國際競爭力。這一鼓勵創業和創新的政策體系包括減稅和金融創新政策、放鬆管制、新的就業和醫療保障及教育體制改革、構建區域和國家創新體系。第四，在國際關系上，強調在創新和生產活動分離的基礎上建立更加自由的國際貿易和經濟關系體系。

　　三、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形態，后福特制表現在企業組織、勞資組織、新鄉村工業化、產業結構、國際經濟關系的新變化和佔主導的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從企業組織演進的角度看，后福特制網絡化的企業組織安排是適應市場需求條件的多樣化而內生性演進的結果。組織變革本身既是外部環境適應的結果，又是企業內部知識和能力積累的結果，組織創新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簡單的照搬和模仿並不能給企業帶來真正的競爭優勢。從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變化看，后福特制的網絡化、分包制和產業鏈的縱向分解強化了信息網絡技術的應用，推動了生產性服務業和服務型經濟的發展，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市場需求條件的變化及其對柔性生產的需求，不僅引發了城市產業結構的變化，而且啟動了20世紀70年代新一輪鄉村工業化浪潮。與傳統工業化組織方式不同，新鄉村工業化表現為新產業區的組織發展模式。勞動組織模式的演化是生產方式變革的基本內核。與生產方式先后經歷了單件生產、福特制大規模生產和后福特制生產三種模式相對應，勞動組織方式也經歷了從工匠學徒制到泰勒主義專業化分工，再到團隊作業模式的演化。三種勞動組織模式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的知識傳遞、創造方式，即復制、適應與創新。在后福特制中，團隊合作是現代生產的一種內部網絡化安排，團隊合作模式的高效率來源於其共享式解決問題的方式。這種模式適應了知識經濟對企業知識創新能力的要求，使得企業在面對不確定市場環境時能夠保持持續創新，構筑持久競爭優勢。在當代資本主義新一輪經濟轉型過程中，產品競爭在本質上表現為生產組織方式創新的競爭，生產組織方式創新成為企業、產業和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生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擴散在國家之間的差異，成為當代資本主義新一輪不平衡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決定變量。在全球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本地化，從生產組織方式看，都表現為專業化生產企業的網絡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創新國家的提出和發展是后福特制興起和擴張的結果。福利國家的困境產生於福特制危機，創新型國家制度安排的核心是通過創新型企業的涌現推動新技術的商業化、產業化和全球化擴張。在后福特制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佔主導的意識形態是新自由主義。經過20多年的發展，從調節主義向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的轉變，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結構演化的基本趨勢。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推動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創造了20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但是，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對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推動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演變從整體上難以適應后福特制生產方式變革的要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基本矛盾。對資本所有權、產業、金融市場和全球資本流動管制的放鬆，使勞資、資本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其中金融泡沫、有效需求不足和全球生產能力過剩構成了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調節的另一個方面。新自主主義制度結構內在矛盾的積累，醞釀著資本主義的新一輪經濟危機和蕭條。2008年秋季以來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內在矛盾和沖突的初步表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中生產方式的變革和演化，是中國30年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邏輯主線。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走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不僅僅是技術和產品創新問題，還涉及到經濟驅動要素的改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啟動和發展、經濟發展機制和路徑的轉變，在本質上是以生產方式變革為基礎的新一輪經濟轉型。對后福特制的深入研究，將為中國經濟新的發展階段和新的發展模式的探索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