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學朱漢民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玄學與理想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項目批准號為07BZX036），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成果的主要內容

　　學術界對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分別都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於玄學與理學內在關聯的研究，學術界還較少涉及。早在20世紀30年代，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就指出，“中國自秦以后，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隻為一大事因，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這一論斷，實際上指出了先秦以后包括魏晉玄學在內的長期的思想積累對理學思潮形成的影響。1980年代后，馮友蘭先生更明確指出玄學與理學的聯系，“道學的主題是講‘理’，這是接著玄學講的”，“在‘窮理盡性’這一方面，道學和玄學就連接起來了”。“道家批判了玄學，也繼承了玄學”，“由玄學一轉語，便是道學”。陳寅恪、馮友蘭先生雖然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具體的詳細的論述，卻引發了作者對這一問題的思考與研究。

　　這項成果在充分利用歷史文獻資料及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注重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運用了內在理路、譜系學、比較哲學以及經典詮釋學的方法，從思想史、學術史的發展理路上，探討玄學與理學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作者通過充分地挖掘資料、細致地展開學術分析，對玄學與理學的關系作出較全面的分析。

　　二、成果的主要觀點

　　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學術史上影響巨大的兩大思潮。從思想史、學術史發展的全過程上看，玄學與理學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成果著重探討玄學與理學的學術脈絡與思想理路，故而主要採用“內在理路”的解釋方法，說明玄學與理學的內在關聯。作者認為，任何思想文化產生、衍進的“內在理路”，總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裡探討的，是一種社會歷史“外緣條件”下演變、發展的“內在理路”。

　　1．玄學、理學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首先，成果探討了魏晉名士和宋明儒家的精神境界與人格理想的思想理路。魏晉玄學家重視個體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重視人的內在精神境界的提升，追求一種瀟洒飄逸、優游自得、超凡脫俗的名士風度。宋明理學家也熱衷於探討“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力圖把自己融於萬物和宇宙之中，追求一種自由自在、恬淡自適即“胸次悠悠，與天地上下同流”的聖人氣象，這顯然是受魏晉風度的影響。但魏晉名士往往是與不拘禮法、率性縱情的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而宋明理學家的聖賢氣象則總是體現出一種恪守禮教、兼濟天下的人生追求。理學立足於日常行的社會倫理關系對魏晉風度進行了改造與繼承，在提升精神境界、追求聖賢氣象的工夫方面，提出一整套思想學說。其次，探討了玄學、理學的身心之學的思想理路。身心之學是關於個體存在的學說，是對與自我相關的身體與精神的思考。身心問題是魏晉玄學的思想基礎，同時也表達了魏晉玄學的學術貢獻。本來，魏晉名士在建構個體的生存哲學時，強調人的身與心、形與神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一體存在，故而對個體存在的身心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魏晉名士的身心觀念也影響了宋儒的身心之學。宋儒的身心之學是包括個體存在與道德修身雙重涵義，並且建立在身心一體的思想基礎之上。魏晉的身心思想為宋儒解決個體人生哲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玄學、理學的身心之學存在一脈相承、前后發展的“內在理路”。其三，探討了玄學、理學的性理之學的思想理路。“性理之學”則是一種將人的內在本質與宇宙的普遍法則統一起來的哲學思想，表達的正是中國傳統由人道而及天道的“究天人之際”的理論與學說。玄學家們對先秦諸子討論的性、理概念作出了哲學上的提升，從而初步奠定了“性理之學”的思想框架和思維模式。兩宋的儒家學者不僅是正式使用了“性理之學”的名稱來概括、表述自己重新建立的學術思想體系，而且他們在思想的深刻性、學術的系統性、理論的完整性方面完善了性理之學。本文從中國古典哲學發展的視角揭示了玄學與理學的“性理之學”的建構過程與思想理路。

　　2．玄學、理學學術演進的內在理路。第一，經典詮釋方法的發展理路。玄學採取了注釋經典的學術形式，在經典詮釋中，玄學家一反漢儒重視章句訓詁的注經傳統，著重發揮經典義理，通過言意之辨、本末之辨闡述自己的經學觀點，啟發人們的哲學思考。這種經典詮釋方法，給理學以深刻的影響。理學家疑經惑古，突破了漢唐章句訓詁之學的束縛，注重通過言意之辨、體用之辨闡發儒家經典，表現鮮明的義理之學的特征。第二，儒道會通精神的理路。玄學是儒道兼綜的思想體系，他們以道家的思想詮釋儒家經典，把儒家經典道家化，從而兼容儒道而自成其學。受這種會通精神的影響，宋代理學家在建構其思想體系時，也不拘囿於儒學門牆，而是廣搜博採，兼收並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學中的種種思想資料，對它們進行改造而融入自己的經學研究。所不同於玄學的是，理學學者在詮釋經典時，反思了玄學的缺陷，牢固地堅持了儒家本位的立場。第三，《周易》義理學的建構理路。玄學與理學均重視對《周易》義理學的詮釋，並表現出前后相承的內在學術理路。玄學家王弼的義理《易》學在《易》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地位，他最早以本末的哲學思想來詮釋《周易》，因此而成為《易》學史上具有開拓性的重要人物。理學家程頤的《易》學為儒家建構形上學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但是，如果將王弼《周易注》與程頤《伊川易傳》做一對比考察，可以發現這兩大家的義理《易》學之間學脈相承。本成果從《周易》義理學的建構過程和思想特色的角度，厘清了宋儒的義理《易》學與玄學的義理《易》學之間的傳承、發展關系。第四，《論語》詮釋的學術理路。本成果從經學史的背景上考察玄學、理學的《論語》學，發現它們有著許多共同點，如二者均是經學中的義理派，均把重點放在對中國傳統內聖之道的拓展與建構上，均認為自己詮釋《論語》的使命就是要將《論語》中孔子不講的“性與天道”的形上的意義發掘出來。玄學、理學的《論語》學之間也存在十分鮮明的學術理路。

　　三、成果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

　　玄學與理學，初看起來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學術形態、思想體系，但是進一步細究，就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理路。這項成果所做的關於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探討，就是希望在玄學、理學的不同學術形態中尋找其內在關聯。成果重點解決了玄學為什麼會轉型為理學、理學是如何汲收玄學並發展成中國傳統主流學術思想的重要問題。對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的探討，不僅深化了對玄學與理學內在關聯的研究，同時還能夠使我們加深對中國思想文化獨特性和連續性的思考，深化對中國文化恆長生命力原因的理解。玄學、理學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對先秦儒、道兩家學說的會通，從而體現了秦漢以后中國學術思想走向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但是，玄學是以道家為主體而兼容儒家，故而被當代學者稱為“新道家”﹔理學則是以儒家為主體而兼容道家（也包括佛學），故而被當代學者稱為“新儒家”。宋儒在回應佛教挑戰實現儒學重建中，十分重視整合傳統資源﹔而宋儒在整合傳統資源時，對玄學的繼承又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魏晉玄學在個體安頓、哲學思辨、修養身心三個方面是先秦、漢唐時期儒學所不及的。玄學作為一種能夠用來對抗外來佛學的重要傳統資源，正好能夠為儒學重建作出有價值的貢獻。成果選擇玄學與理學的思想理路作為研究的對象，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理解宋儒是如何利用傳統資源回應佛教，實現思想文化的時代更新、理論重建的問題。

　　成果不僅探討解決了玄學、理學演進的內在理路問題，還可以為思考中華文化為何能夠形成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系統的重大問題提供論據。中國思想傳統本來就體現了中國人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獨立思考，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和視角，產生了一套獨有的問題意識和概念體系，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所具有的“內在理路”充分體現出中國思想文化階段性與連續性的統一。通過對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的個案研究，最終指向對“中華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個沒有中斷、源遠流長的獨特系統”的理解和解釋。這一點，又對當代中國如何充分利用傳統資源、為解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重建提供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