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社會科學研究院何友良研究員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蘇區制度、社會和民眾研究》（項目批准號 04BDJ00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這項成果全面考察中國蘇維埃制度及其規制下蘇區社會的來龍去脈，重點研究蘇維埃制度、蘇區社會、革命與社會中的民眾三個基本問題及其相互關系，注重解讀蘇區基層政權、社會組織、各階級階層民眾、制度與政策績效等問題，從蘇維埃制度的興替得失和價值影響探究中國革命這一階段的主體實踐、實際內容和歷史定位。其主要觀點是：

　　1.蘇維埃制度在中國的建立和取消，是一個存續10年的客觀歷史存在，具有時代性和合理性。首先，蘇維埃制度在中國出現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政治文化基礎，是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條件下既有自覺成分而又被迫無奈的選擇。“自覺”是指在近代高潮迭起的救國思潮下，李大釗、陳獨秀等在經歷民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的紛亂無助后，從中華民族的近代遭遇和尋求崛起的角度認識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並視之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法。因此，實行社會革命，建立蘇維埃社會制度，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所選擇的救國救民道路。“被迫”是指由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排斥與殺戮促成。突然降臨的分裂與殺戮，斷絕了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建國方案的認同，也使中國共產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和如何堅持革命的問題。由於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得到了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外部支持，蘇維埃革命遂在南方農村興起，蘇維埃制度成為中國共產黨以革命改造中國的制度模式和路徑選擇。其次，1937年取消蘇維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自覺行為，是在民族存亡的新形勢下，將民族利益放在階級利益之上，為實現團結抗日救亡圖存而主動實行的選擇。期間，也包含著中國共產黨對蘇維埃制度內在弊端的深刻反省。蘇維埃制度的採用和放棄，都使危難中的中國共產黨具有了相對於國民黨的制度競爭力，從而爭取了人民群眾，解決了革命與民族的生存之道。在採用和取消蘇維埃制度上，中國共產黨當時關於“兩個必要、兩個正確”的解釋，反映了歷史的實際。

　　2.中國蘇維埃制度是模仿蘇聯經驗的產物，從制度、社會到機構名稱都充溢著濃郁的蘇聯色彩，但期間也具有中國的元素、特點和創造。一是對蘇聯制度套用中有創造，它既表現在革命地域和對象的不同，更表現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方式、國家結構形式和政權性質的不同。二是對資本主義政制否定中有吸納，最明顯且出色的即對現代審計制度的吸納和使用。三是著力於改變國家與社會、地方、人民的關系，在地方各級政權的構成與運行上，植入了以選舉和會議為中心的民主新內容。四是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新探索。然而，蘇維埃制度也存在難以排除的根本局限，即制度藍本與中國革命性質不對應，從而造成了階級關系、社會關系過於狹窄和緊張，引發了許多政策和社會問題。

　　3.蘇區基層政權是蘇維埃制度和社會的核心優勢，其構架與功能改變了傳統的國家與地方的關系，實現了基層政權和社會的重建及國家權力向最基層農村社會的延伸。蘇區注重基層政權建置，建設了縣、區、鄉三級政權機構，尤以市、鄉蘇維埃作為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將最基層社會納入了正式行政體系。基層政權在農村社會中發揮著全面的行政管理與社會組織的職能，是一種全能型政權。從本質上說，蘇區基層政權的結構和職能，是民眾權利、義務和蘇區社會模式、規范及其實現方式的完整體現，在性質、運行方式和與群眾的關系3個重要方面與舊制度下的鄉村權力體制具有重大區別，它是對傳統地主鄉紳政治的超越，對平衡和協調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系，提升國家對社會的動員和整合能力，效用明顯。

　　4.群眾性社團組織的建置與壯大，從根本上改變了政權與社會、國家與人民的關系，成為蘇區社會運行、力量組合和民眾參與的重要渠道，是蘇維埃制度和社會的另一核心優勢。“群眾組織發達，沒有人不有他特殊利益的團體”成為蘇區社會的獨特優勢。蘇區社團包括直接組織工農政治生活和維護其基本權利的組織、純政治性宣傳性組織、慈善救濟性組織、經濟類組織和軍事自衛性組織等。新社會組織的建立，是對國家與社會關系和國家與人民關系的革命，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新社會力量的培育和現代社會結構的生成。它不但為擴大民眾政治參與提供了合法性途徑，而且成為整合基層社會的新平台，有助於調適政權與社會、政權與民眾的關系，保障人民群眾的社會地位和合法利益。它初步提出了實行農村社會民眾自治的新路向，是蘇區社會重建中富有現代意義的創舉之一。

　　5.蘇維埃制度和社會的又一核心優勢是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以合法性制度設置保証工農大眾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一切革命都包含著政治參與的擴大”。蘇維埃制度的設置，將工農大眾放到了社會的首要位置，為民眾參與政治提供了制度化合法性渠道，突出了制度與社會的人民性和階級性，確立了工農大眾的主體地位和動力作用。民眾通過合法性渠道以多種方式投入到政治和社會活動中，如直接參加政權和議理政事、作為選民參加選舉和提案活動、通過社團組織融入政治、參加政治活動等是蘇區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蘇維埃制度為民眾參與政治提供制度化渠道，民眾通過合法性渠道以多種方式投入到政治和社會活動中，與作為主導者的政黨、政權協同奮斗，是蘇區民眾參與政治的基本模式。總體而言，蘇區的民眾政治參與，對蘇維埃政治是一種制度性建置，表現出其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基本性質，對民眾是一種有益和有效的政治訓練，促使他們改變過去不聞不問家外事的習性，逐漸接受政治意識和新鮮觀念並在工作創造性上表現出來。蘇區政治參與也存在不平衡，主要是各階層的參與度並不一致，參與的內容和程度也有不同。

　　6.蘇維埃制度的採用和實踐，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制度模式的探索與實驗，既有重要的成果，也有重要的教訓，它們是中國共產黨認識、把握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寶貴資源，對后來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實踐經驗和精神遺產而言，一是它開創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更新、社會重建的歷史新進程，為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造和進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二是它揭開了以新的政治制度改造傳統農村的大幕，為農村社會變革提供了初步的框架與思路。三是它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核心的基本制度遺產和精神價值，並在其后的革命和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后來影響最為長久的政治遺產，是中國共產黨在蘇區建基的執政制度及其一系列基本准則、精神觀念和活動方式，提倡和實踐的一系列思想觀念，如人民當家作主、工農聯盟、社會平等、公平正義、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和保護兒童、文明衛生、嚴禁煙賭嫖盜和反對封建迷信等等，在形成和構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理念、基本價值觀念和主流意識形態方面發揮了起步和開端的作用，不少內容至今得以承繼和留傳，依然成為社會運行的有效原則。四是蘇維埃制度的實行和社會的重建，影響了國民黨和全社會，加深了南京國民政府和各界人士對社會現狀尤其是農村農民問題的關注。五是蘇區時期制度創設和社會重建中的教訓，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及其后思考制度建設和社會政策的重要借鑒。中國蘇維埃制度屬於非原生型的政治社會制度，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在發現其基本價值的同時，也覺察出其不適應中國革命實際的內在弊病。南方蘇區的實踐和陝北蘇區時期的反省，為中國共產黨對政治制度的認識提供了富有價值的經驗。

　　這項成果的學術價值在於：以新的研究視角和大量第一手史料為基礎，在近代社會進步的背景下考察中國蘇維埃制度與社會史，對蘇區社會和民眾狀態進行系統、整體和深入的闡釋，揭示了蘇維埃制度興替的歷史價值和經驗教訓。這在對蘇區歷史的認識上具有較高的深度，有助於深化對蘇維埃革命的學術研究，進一步推進蘇區史的學術建設。成果的現實意義在於：對蘇區制度和社會建設經驗教訓的梳理，有助於進一步揭示中國革命進程和社會進步的深刻內涵，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致力社會改造的思考與貢獻，總結富有久遠價值的精神財富，探討農村社會改造的路徑和方法，為新世紀我國社會建設的推進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