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王瑞芳研究員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土地制度變動與中國鄉村社會變革》（批准號為06BDJ01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該課題聚焦1950—1953年中國大陸（但不包括未實行土改的少數民族地區）新區土地改革前后，從土地改革與鄉村社會變革的互動關系入手，重現建國初期鄉村社會變革的歷史圖景，闡述建國初期鄉村社會變革的深刻內涵，考察土改運動前后鄉村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顯著變化，分析農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借以說明土改運動對中國鄉村社會變革的深遠影響。課題行文中的“土地制度變動”，主要指建國后的第一次土地制度變動，即土地改革運動。課題成果從七個方面對土改運動后的鄉村社會變革問題展開闡述。

　　一、土地制度變動與農業生產力的變化

　　土地、生產資料和勞動者是農業生產力中的基本要素，而三者的結合方式，決定著農業生產方式的合理與否。土改前土地及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是極不平衡的，農民與地主的租佃關系更是極不合理的。不平衡的土地佔有狀況與不合理的生產資料配置，說明地主土地佔有制度的極端不合理。由此導致了農村生產力水平低下﹔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影響了農民對土地的投資，農業生產力長期以來難有大的突破。土地改革實現了土地及生產資料與農民的合理配置，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隨著興修水利熱潮的掀起、勞動力增加與土地投資力度加大、糧食產量增加與生產資料購買力提高，土改后農業生產力得到迅速恢復和提高。

　　二、土地制度變動后農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提高

　　土改后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固然是由於土改中貧雇農無償獲得了土地及包括農具、耕牛、房屋等在內的生產資料，具備了一定的獨立生產和生活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土改后農民生產熱情高漲帶來的農業產量的上升、購買力的提高和負擔的減輕。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是同步的，農民生活是隨著生產恢復和發展而有所改善的。而土改后農村醫療衛生條件的初步改善，生育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直接帶來了農村人口的驟增，這顯然是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的集中反映。土改后農民掀起學習文化的熱潮，開始普及教育、興辦冬學、民校和小學，積極掃除文盲，創辦農村劇團，豐富了農村文化生活，帶來農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農民學習文化的高漲熱情與提高文化水平的熱切需求，構成了豐富農村文化娛樂生活的強大動力，為進一步提高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礎。與土改前相比，土改后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但與城市居民相比，其文化生活還是貧乏的。隻有在農業生產力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之后，農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才會得到大幅提升。

　　三、土地制度變動與封建宗族制度的解體

　　南方各省農村不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勢力普遍存在，在鄉村社會政治活動中有很大影響力，而且在土地佔有方式上存在著大批“公田”。這些帶有濃厚封建性的“公田”，為宗族中的有權有勢者把持，成為他們變相的“私田”，構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經濟基礎。在新區土改運動中，中共以強大的政治威懾力為后盾，不僅沒收了宗族勢力佔有的土地，摧毀了宗族制度的經濟基礎，而且打倒了把持鄉村社會政治權力的族長，沒收了祠堂，焚毀了家譜，徹底摧毀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勢力。農民的宗族觀念開始淡薄，“親不親一家人”的口號，開始被“天下窮人是一家”的口號所取代。階級意識逐漸取代宗族觀念，成為廣大農民的主流思想意識。

　　四土地制度變動與鄉村政治格局的改變

　　土改過程實際上是新政權動員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的政治運動。而農民被動員和組織起來后，必然帶來農村政治權力的變動，帶來鄉村基層政權的更替和鄉村政治格局的轉變。通過土地改革，原來被地主和富農把持的鄉村基層政權迅速被新崛起的由農民積極分子組成的農民協會所取代。農民成為鄉村基層政權的掌握者和新的人民政權的擁護者。貧雇農及中農被組織進農民代表會、農民協會，成為新組建的鄉村基層政權的主體。伴隨著宗族制度的消滅和新的鄉村政治組織的建立，中國廣大鄉村的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共的政治號召力和政治影響力得到強化。國家政權通過中共領導的農會及新建立的鄉村基層政權，有效地深入到基層鄉村社會，使國家職能范圍和行政領域擴大。

　　五、土改運動后對農民思想的教育與改造

　　通過梳理《新湖南報》發起李四喜思想討論的原因及其經過及成效，解剖湖南“關於李四喜思想討論”這隻典型的“麻雀”，對土改后出現鄉村干部普遍鬆氣思想及《新湖南報》發起並組織討論的原因、成效和成功的歷史經驗進行考察，並分析這些成功經驗對后來教育和改造農民有怎樣的借鑒意義。在這場討論中，中共逐步積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進領導方法、切實解決鄉村干部實際困難等方式，解決農民思想問題的成功經驗。這些成功的歷史經驗，構成了建國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農民的基本思路。

　　六、土改運動后鄉村社會習俗的變革

　　土地改革不僅是一場土地制度的政治和經濟變革，而且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隨著土地制度的變動，建立在其上的舊的社會規范及社會風俗隨之動搖，其對農民的約束力不斷弱化，逐步形成了與新的土地制度和政治經濟狀況相適應的新的社會規范、新的風俗時尚和新的社會觀念。男女平均分配土地，使婦女得到了與男子相等的土地，在經濟上體現了男女平等原則，為婦女的獨立自主提供了經濟保障﹔新婚姻法的頒布及其實施，廢除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從政治上保障了婦女的合法權利。翻身的鄉村婦女不僅積極參加了反封建斗爭，參與了農村的政治社會生活，而且大批地走向田間，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勞動大軍。伴隨著土改中反封建的斗爭，新生的人民政權對舊農村的社會污垢進行了猛烈滌蕩，封建迷信受到批判，巫婆、神漢遭到取締，早婚、溺嬰等陋習惡習得到革除，婚姻自由之風開始盛行，農村新風尚、新習俗逐漸形成，農民政治意識和社會價值觀念開始轉變，一個迥異於舊社會的新農村逐漸呈現在人們面前。

　　七、土改運動后鄉村社會階級結構的新變動

　　廣大貧雇農在獲得土地及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后，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村普遍出現了中農化趨向。新中農的崛起改變了農村社會階級結構。如果說土改前農村社會階級結構呈現出“下邊大上邊小”的“寶塔式”結構的話，那麼土改后則轉變為“中間大兩頭小”的“紡錘形”結構。新中農的出現，是土地改革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土地改革的顯著成績。中農在農村政治經濟地位的日益重要，不僅影響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影響著農村社會的發展走向。他們在農村政治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的現實，使中共在農村的各項工作，必須充分地考慮和照顧到中農的利益。而處理貧農與包括新中農在內的中農階層的關系，則成為中共在合作化運動中比較棘手而分歧頗多的問題。土改后中共農村階級政策的一再調整，表明中農階層的復雜性與解決該問題任務的艱巨性。

　　該成果在三個方面有較大的突破和創新：一是在搜集和整理歷史檔案、調查報告等第一手資料基礎上，重點對土地制度變動帶來的鄉村社會結構、農業生產力狀況、農村生產方式等方面的變革進行實証分析，將土改運動對恢復和提高農業生產力的真實狀況予以客觀評估，具有濃重的實証研究色彩。二是重點對土地制度變動引起的中國鄉村社會變革作深入研究，通過考察農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提高、沒收族田與瓦解封建宗族制度、農民政治意識的強化與鄉村政治格局的變化、婦女解放與鄉村社會習俗的變革等問題，揭示土地改革對鄉村社會帶來的“翻天覆地”巨變的內涵，填補在上述研究領域的若干空白點。三是通過分析文獻資料，提出了一些過去學術界沒有提出的新觀點。如：從農民購買力變化測定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提高的觀點﹔土改運動前后的鄉村政治權力經歷了從地主轉移到農會、再從農會轉到鄉村基層政權的觀點﹔土改運動后農村出現普遍中農化趨勢的觀點﹔土改運動后農村社會階級結構轉變為“中間大兩頭小”的“紡錘形”結構的觀點，等等，均具有較強的原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