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黨校雷國珍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任弼時與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批准號為03BDJ00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主要成員有：劉華清、陳清林、劉鬆茂、馬志余等。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為中國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偉大的貢獻。該成果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在廣泛佔有研究資料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任弼時與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內在聯系，深入研究任弼時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崗位上的偉大實踐和理論建樹，深入研究任弼時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人格風范，深入研究任弼時與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其他主要成員的人際交往和深厚情誼,具有比較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

　　一、任弼時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的必然性。任弼時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的時代，是革命與戰爭是時代主流的時代，是中國人民為結束落后挨打而奮斗的時代，是為爭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條件的時代。1840年以后的歷史証明，舊式農民革命戰爭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資產階級也無法擔當起振興中華的歷史重任。歷史呼喚著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現，時代要求出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神聖使命的承擔者。歷史呼喚中必然產生偉大的黨。應運而生的中國共產黨為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集體。因此，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及其廣納賢才的需求機制、接力機制、淘汰機制、組合機制和選拔機制，是任弼時能夠成為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的客觀條件。任弼時在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前的偉大貢獻和他投身革命洪流以來所表現出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全局觀念和大局意識，以及在理論上的艱辛探索和重大貢獻，則是他能夠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的主觀條件。有為才有位。隻有當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完全相統一，任弼時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可能性才轉換為現實性。總之，任弼時能夠成為黨的第一領導集體成員，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是偶然與必然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成為中革命領導核心的必然產物。

　　二、任弼時成長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歷史進程。任弼時成長過程與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是同步的，與黨的成熟過程是同步的，與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過程是同步的。東方大學的學習生活，不僅使任弼時較為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重要的是使他拓寬了政治視野，任弼時把中國的革命與世界的革命聯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政治理論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這為以后他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任弼時較長主持團中央的全面工作，他的領導才能得到了廣泛的鍛煉，他在黨內的地位也在不斷地提高。任弼時在一段時間是一個戰略區的主要負責人，這種獨當一面的經驗，為他后來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擔負更重要的職責具有重要意義。在出使共產國際期間，任弼時發揮了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1940年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標志著任弼時開始進入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隨后成為中央書記處成員，特別在是中共七大上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則標志著任弼時成為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過程中，任弼時不僅為這個領導集體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還為維護毛澤東的核心地位發揮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也為形成這個領導集體的科學運行機制作了一些開拓性工作。

　　三、任弼時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崗位上的重要貢獻。從1940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到1950年逝世，任弼時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的崗位上奮斗了十年。這十年，是中國革命凱歌行進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健康發展的十年，是中國歷史改變發展方向的十年。從實踐看，任弼時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崗位上，身體力行參加和領導延安整風，主持起草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領導陝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精心籌備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放戰爭期間，為制止內戰而運籌帷幄，在轉戰陝北時擔任中央縱隊司令，協助毛澤東、周恩來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及時發現並糾正土地改革中錯誤，為戰略決戰和爭取民主革命的最后勝利嘔心瀝血，積極參與繪制新中國建設藍圖，與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一同赴北平“趕考”﹔新中國成立后，抱著重病之軀，繼續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從理論上看，任弼時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崗位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把毛澤東思想確立黨的指導思想作出重要貢獻。他對根據地建設的理論思考，對黨的建設的理論探索，對政策策略的理論創新都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任弼時既參與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又善於把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決策轉換變為全黨和人民的行動，而且既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又總結全黨的經驗，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為毛澤東思想增添寶貴的內容。

　　四、任弼時留給后人的寶貴財富。任弼時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崗位，形成了非常有特色和有十分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的人格風范，即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信念﹔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精神﹔寬容厚道、公道正派的作風﹔吃苦耐勞、無私奉獻的品行。他去世時，毛澤東號召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其他中央領導人也對他的品格作出了高度評價。任弼時在黨內的威信很高，除了革命洪流把他推到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的崗位，並賦予其權力外，主要是任弼時特殊的人格魅力。葉劍英在懷念任弼時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任弼時的人格風范我們黨的最可寶貴的財富，激勵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向前。

　　五、任弼時與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其他主要成員的人際交往及與他們之間的深厚感情。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遵義會議開始形成，到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形成，以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狀態，其主要成員除任弼時外，還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任弼時在與毛澤東的交往中，尊重毛澤東，支持毛澤東，維護毛澤東，善於把毛澤東的戰略決策轉化為偉大實踐﹔與劉少奇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中互相關心﹔任弼時與周恩來是志同道合的戰友，他們配合十分默契，情誼十分深厚﹔任弼時與朱德是忘年之交，一個是第一領導集體中年紀最小，一個是年紀最大的，一個擅長政治謀劃，一個精於軍事指揮，他們的密切配合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深情厚誼成為人間佳話。而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的雄才大略和通力合作則是中國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重要原因。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主要表現在：第一，拓寬了中共黨史研究的領域，把研究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黨史重要人物有機地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第二，通過深入研究，填補了任弼時研究的空白。第三，認真分析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建立與成熟過程，科學分析了任弼時成長過程和規律，系統總結任弼時的理論與實踐貢獻，為正在進行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理論支持。第四，研究運用歷史學、政治學、人才學、心理學等辦法研究中共黨史人物，無疑是有益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