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經典是外國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的體現，它在我國國民的深邃智慧、審美體驗以及道德情操的成型過程中，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與中國文化發展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外國文學經典生成與傳播研究”如期開題之際，強調在研究外國文學經典生成、演變與傳播基礎上，緊密結合我國實情，關注外國文學經典在我國傳播演變過程中凸顯的中外文化交流、民族文化身份建構和民族形象重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將外國文學經典的源語生成當做可資借鑒的寶貴文化財富，為我國文化建設服務。

　　為了從構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經典中汲取精神養分，提升外國文學經典研究的學術地位，我們認為，研究外國文學經典，應在原有基礎上注重拓展和轉向。

　　首先，外國文學經典研究應從原有的文本研究轉向文本生成淵源考証與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國文學經典的生成與原始宗教、神話傳說、社會語境、個體經歷等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考察這些生成淵源，厘清外國文學經典形成的社會文化語境以及發展的來龍去脈，對我們深入理解經典文本的審美特性與思想藝術價值有著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探究西方文學經典在生成過程中的東方淵源，更能凸現中國文化的歷史貢獻。同樣，關注勞動歌謠、抒情詩、十四行詩、英雄史詩等藝術形式的產生與演變，以及《吠陀》、《聖經》、《荷馬史詩》、《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譯和改編等流傳過程中發生的種種變異，也在一定意義上映襯了外國文學經典對人類思想的形成所發生的影響。當然，探究外國文學經典的生成要素和淵源，目的是將其作為我國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的重要借鑒。

　　其次，外國文學經典研究應從文學翻譯研究轉向翻譯文學研究。這一轉向，使“外國文學”不再是“外國的文學”，而是我國民族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將外國文學從文學翻譯研究的詞語對應中解救出來，從而審視與反思外國文學經典生成與傳播中的精神基因、生命體驗與文化傳承。我們關注外國文學經典在中國的傳播，目的是探究“外國的文學”怎樣成為我國民族文學構成的重要部分以及對文化中國形象重塑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既要宏觀地描述外國文學經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在中國傳播的“路線圖”，又要研究和分析具體的文本個案﹔在分析文本個案時，既要分析某一特定的經典在其原生地被經典化的生成原因，更要分析它在傳播過程中，在次生地的重生和再經典化的過程和原因以及它所產生的變異和影響。

　　再次，外國文學經典研究應從紙質文本的單一媒介流傳轉向音樂美術、影視動漫、網絡電子的復合型的跨媒體流傳。文學經典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在其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歷經生產、流通、消費等領域。信息科學的迅猛發展使得紙質文本和紙質文獻難以適應時代進步和學科發展的需要。研究外國文學經典，局限於紙質文本的范疇也已經很難適應時代的發展。以跨媒體研究的視野來介入外國文學經典的研究，介入新的外國文學經典傳播載體的研究，既是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也是外國文學學者的歷史使命。在外國文學研究中，應當注重探究外國古代文學經典中的紙草、泥板、陶瓷、青銅、楔形文字等獨特傳播媒介的使用及其意義，同時，應當對傳統文學經典的現代傳播以及傳播途徑予以充分重視，讓新的傳播媒介在傳播世界優秀文化遺產方面發揮積極的導向作用。

　　最后，外國文學經典研究應從“外向型”研究轉向關注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構與民族形象重塑。研究外國文學經典在中國的傳播，目的不是單純地引進外國文化，而是服務於中國文化建設。應當將學術的發展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根據國家發展的整體需要以及學科原有的基礎制定切實可行的目標，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兼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促進各個二級學科以及三級學科之間的協調發展，發揚民族復興道路上的“中國精神”，在世界文學研究領域佔據重要的位置，從真正意義上走向世界，贏得世界學界的尊重。

　　因此，外國文學經典研究，應結合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中華民族文化的振興與發展，以及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的整體發展及其對我國民族文化的貢獻這一視野來考察經典的譯介與傳播。應著眼於外國文學經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變異，汲取為我國的文學及文化事業的經驗，為祖國的文化事業服務。還應著眼於外國文學經典在中國的譯介和其他藝術形式的傳播，樹立我國文學經典譯介和研究的學術思想的民族立場，通過外國文學經典的中國傳播，以及面向世界的學術環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將外國文學經典的傳播看成是中華民族思想解放和發展歷程的折射，進而重塑文化中國的宏大形象。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外國文學經典生成與傳播研究”首席專家、浙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