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6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化的認知基礎和結構研究”（批准號：10ZD&064）開題會在復旦大學隆重舉行。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謝遐齡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主任黃華新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陳衛平教授、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周山教授、復旦大學哲學系徐洪興教授以及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榮躍明主任等學者、專家匯聚一堂，共同為課題研究的順利開展出謀劃策。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副校長朱自強教授致歡迎詞，對專家們的支持和幫助表示衷心感謝，華東師大社科處許紅珍處長代表學校職能部門發言，表示將全力支持項目的研究工作。
會議期間，項目首席專家楊國榮教授從選題的背景、意義和價值、課題的總體框架、預期目標和基本內容、課題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行性研究、研究擬突破的重點難點問題及主要創新點和特色等方面闡述了課題研究計劃，並提請與會專家評議。與會專家經過提問和認真深入地討論，形成了論証意見如下：
（1）選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該課題立足於當代廣義認識論和認知科學的大視域，以中國文化自身的展開為主線，系統深入地探究中國文化的認知特征、基礎和結構，這對於全面客觀地理解中國文化、促進優秀文化的傳承、發展和走向世界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而在我國當代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背景下，該課題的立項既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時，相信預期成果將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2）研究目標明確、總體框架合理、邏輯嚴密。該課題的設計和論証緊緊圍繞中國文化的基本認知特點並充分吸收認識論和認知科學的最新成果加以展開，很好地體現了當代文化研究的新特征和多學科交叉的優勢。而子課題設計內容新穎、層次分明，既注重各自的研究重點和具體問題，又能體現各子課題之間的內在關聯和統一。
（3）課題採用的研究進路和方法與課題的預期目標相匹配，而一個多學科的、富有朝氣的研究團隊將能夠為研究目標的實現提供保証。
總之，課題研究目標清晰，研究內容豐富，研究路線可行，課題預期成果值得期待，同意項目開題。鑒於該課題宏大且難度很大，建議課題組能進一步突出研究視角和重點，明確具體分工，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展開聯合攻關，以期在設定的時間內取得豐富的創新性成果。
開題會專家發言摘要：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主任黃華新教授：就楊老師的開題報告本身而言，我的感受是：一、目標明確，看到的問題實在，選題本身非常有意義﹔二、重點難點和創新點的表述清晰﹔三、子課題間的邏輯關聯嚴謹。對於課題的具體運行，我提出以下三點建議。首先，文化與認知這個主題跨度大，牽涉到的問題非常多，要想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既定目標，或許應該策略地選擇一些問題，有所收斂。其次，課題既然是以認知基礎與結構為題，應該注重認知科學的背景，整合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等方面的研究資源，使認知方面的內容更有實在性。第三，也是開題報告中提到的，可以適當地採用訪談和哲學實驗等方法，借鑒認知科學研究中必要的經驗導向和實証証據的支持。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陳衛平教授：課題的選題意義重大這一點我不再贅述。我主要想談的是如何在不影響課題的研究架構和邏輯設定的基礎上，將課題的研究范圍進一步限定和收縮，使之更具可操作性。首先，在課題的題目說明方面，可進一步強調這裡講的中國文化是指以漢語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從而縮小研究范圍。其次，在子課題題目和內容的設定方面，看看如何才能既將各個部分做得更具體更深入，同時又不影響其本來的選題宗旨。我有一些粗淺的想法，例如，將中國文化中的知識、語言與邏輯進一步限定為知識與語言，將中國文化中的踐行之知限定為治國實踐中的認知，將中國傳統宗教理論與實踐的認知維度限定為宗教實踐的認知，將中國藝術審美過程中的認知維度集中於繪畫過程中的認知，將對中國文化生態中日常認知模式的實証研究的選題縮小為認知與實踐的脫節現象等。
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周山教授：課題設計的一大特點就是有意識地從中西文化的差異中尋找中國文化特有的認知方法與認知途徑。但是這面對的一個困難是，談到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特點，大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我的建議是將文化具體化，具體到文字。中西文化的差異最集中體現於中西方文字的差異。中國的思維方法一開始就是從象形文字起步的。西方人由文字走向思維的演繹，中國人由文字走向思維的類比。因此，若研究中國文化的認知結構，首先關注的表達方式應該是類比，然后再來關注類比與辨証的關系如何表達。
復旦大學哲學系徐洪興教授：這個題目的一個做法就是找差異，既然中國文化對應著西方文化，那麼從中國文化的認知結構與西方文化認知結構的不同點切入，就是個很好的出發點，這一點在課題的開題論証中已經得到很好的體現。而考慮到課題的研究團隊大都是哲學背景，所以我覺得課題的研究應該要揚長避短，發揮哲學學科的長處與特色，發揮哲學思辨的強項，將研究的重點落實到形而上的抽象層面，而不是形而下的經驗層面。所以，我認為課題的研究方向不是向下沉（到語言、文字、心理、神經科學），而是向上提（到形上層面），尋找一種根源性的東西。哲學就是處理這樣的問題的，既然這個課題落到哲學，我們就做哲學的分內事，即提出基本原理，而包括對審美的、宗教的、踐行的、治國的種種認知的分析，都是對基本原理的運用。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謝遐齡教授：對課題開題的論証報告，我的總體印象是很深刻同時也很全面，這也體現了首席專家和研究團隊的整體實力。我有這樣一個建議：因為這個題目非常大，所以有必要在導言部分，對題目中的“中國文化的認知基礎和結構”從各個層面進行限定。首先需要限定的就是中國文化的概念，這裡特別涉及到一個古今問題，同時還需要特別關注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對中國人認知方式的影響。其次，在保証課題結構完整性的同時，需要對課題研究的內容進行限定，並闡明重點。第三，要限定主要研究方式是哲學的，而非其他學科的。雖然語言的、心理的方面也可涉及，但是重點應該在哲學。第四，還有一些具體方面。例如，在踐行之知的部分，除了講治國實踐中的認知，是否可以也講講法制實踐中的認知，因為中國古代講禮樂刑政，刑就涉及法的方面。另外，在價值觀念調查中，是否可以選擇一些極具現實的問題，如商人經商過程中的認知模式。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