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制度之母”，文化對於金融市場的作用不容忽視。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必須有利於增強文化軟實力，使我國金融體系有一個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

　　2001年9月在朱镕基會見索羅斯的談話中，索羅斯提到“金融市場的發展不光是個監管問題，主要還是一個文化的問題，如投資心態、行為、標准等，應該向機制化發展”（《朱镕基講話實錄》第四卷第243頁）。索羅斯此言可謂一語中的，切中了金融市場發展的重要問題。眾所周知，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而在當今時代，文化因素已成為經濟競爭的核心因素，誰擁有強大的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競爭中獲得主動。文化作為一種獨特而重要的資源，作為“制度之母”，對於金融市場的作用不容忽視。

　　但文化對金融的影響，卻是近年來才成為研究的焦點。例如，福山認為，作為倫理習慣的文化，有的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有些則不具有。具有經濟價值的文化習俗稱為美德，並且這種美德可分為個體性品德和社會性品德，個體性品德是指個人能完成的文化習俗，如節儉、努力、敢於冒險、富於理性和開拓精神等﹔社會性品德指需要通過人與人之間關系才能完成的文化習俗，如誠實、合作、責任感等，它具有社會性，被稱之為社會資本。圭索、薩皮安澤以及辛格勒認為：文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文化對人們的預期和偏好有著直接的作用﹔而人們的預期和偏好，則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從而對經濟金融績效產生影響。信用與金融發展關系密切，在金融市場主體間信用度越高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越高。斯塔茨和威廉姆森認為，文化通過三條途徑作用於金融：（1）一個國家的價值觀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文化﹔（2）文化影響制度，比如法律體系就受到文化價值觀的影響﹔（3）文化影響資源在一個經濟體中的分配。總而言之，經濟學家已認識到，文化既是經濟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金融市場發展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

　　應當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經過多年的探索，實現了巨大的制度變遷，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有許多值得深思、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在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擴大金融開放的過程中，金融政策制定應遵循什麼的原則來進行頂層設計，如何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掌控我國金融發展的大方向，保持金融體系良性運作，避免金融過度的弊端？面對行業信用危機、市場低迷的現實，金融企業如何尋契機、求發展？另外，最需要我們反思的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在金融法制逐步健全、金融監管日益加強、金融刑事之網也越織越密的情況下，金融領域中的內幕交易、操縱股市、貪污侵佔、金融詐騙等違法犯罪案件仍層出不窮，愈演愈烈？高學歷、高智商、高薪酬的金融界精英，並不缺乏法律知識與道德素質，為什麼面對誘惑卻會迷失本性，見利忘義，前仆后繼地鋌而走險？

　　究其所以，在金融體制改革中，機構、體制、法律等正式制度建設固然至關重要，但文化作為非正式制度安排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卻也不容忽視。因為金融仍是以人作為主體的金融活動，而人的行為受其價值觀、道德規范、內心信念的影響。如果說金融從業者隻作為一個“經濟人”，一味將追求個人利益或公司利益最大化作為終極目標，則必然會一葉障目，選擇通過違反法律法規的手段去達到目的。另外，金融市場是社會信用的產物，金融活動一般以信用工具為載體，並通過信用工具的交易，在金融市場中發揮作用來實現貨幣資金使用權的轉移。這一特性也決定了社會信用文化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其他領域。

　　在中外金融史上，將金融與文化有效融合的成功者不乏其例。“日本企業創辦之王”、日本現代企業制度——株式會社的創始人澀澤榮一將《論語》作為經營理念，著有《論語與算盤》一書，將自己的成功經驗總結為：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他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中國金融史上的晉商文化，深受我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以“誠信”為根本，“仁義禮智信信中取義，溫良恭儉讓讓內求財”，由此所形成的誠信文化、管理文化、激勵文化、創新文化、犯罪預防文化、危機處理文化等等，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因此，如何構建金融文化機制，就成為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深化過程中需要深入探索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必須有利於增強文化軟實力，使我國金融體系有一個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建設好與金融相關的文化機制建設，主要需遵循以下六個方面的原則：

　　一、以人為本，樹立管理與服務並重的金融理念

　　以人為本，即我國傳統文化中“仁”的理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就是要以人為中心，尊重對方，將心比心。樹立“人本金融”的核心理念與價值觀，表現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就是要從著重保護消費者的立場出發，由當前過於偏向保護金融機構利益轉向保護金融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權益，保持金融政策的相對穩定性﹔表現在金融企業文化方面，就是要“以員工為主體”，尊重關愛員工，關心員工的需求、情感與發展，實行人性化管理﹔表現在金融服務方面，就是要“以客戶為主導”，把消費者需求作為金融服務的出發點，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把服務客戶金融資產保值增值作為自己的文化自覺。

　　二、誠信為基，建立團結協作、有序競爭的金融格局

　　誠信不欺，是以前票號的唯一標榜，也是現代金融企業的生命。福山把相互真誠、信任並結成團體合作的精神稱作“誠信”，認為它是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中最重要的一種“社會資本”。

　　誠信是我國傳統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論語》中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民無信不立”，誠實不說謊是人生教育中的第一課。我國歷史上的晉商文化、徽商文化、吳越文化等地方金融特色文化，所尊崇的儒商文化，都是以誠信作為根本。

　　金融業由於所經營的對象、內容以及經營關系的特殊性，從一產生就和誠信相伴相生，金融機構的地位源於社會對其信用程度的認可，金融產品更是圍繞於信用價值的“信用工具”，信用對於金融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前一些金融企業也都將“承諾是金”、“篤守誠信”等作為自己的經營信條。

　　誠信文化建設，還體現在金融同業間的相互協作。同業之間不能“互挖牆角”，採用不正當手段搶佔市場，造成同業之間互不信任。而應當相互幫助，相互提攜，大企業帶動小企業，小企業尊重大企業，互利共贏，有序競爭，才能做大做久做強。

　　三、智慧創新，科學發展，以智慧促進文化自信

　　《禮記·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意思是說，智慧、仁愛和勇敢，是實現理想社會秩序和諧所依賴的三種基本品德。

　　智慧發展的首要表現為創新。創新是金融行業活力的源泉。通過金融工具、金融服務、交易方式或融資技術創新，針對客戶不同需求，設計不同產品，滿足不同需求，從而增強金融機構的基本功能，提高金融機構的運作效率，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為金融消費者提供增值服務。

　　智慧發展，還表現在要有長遠目標，避免短期化經營行為。不要因過於注重短期業績考核，而忽略了經營思想、經營規劃和管理過程，造成金融企業管理上的短期行為。

　　四、義中取利，勇於擔負社會責任

　　金融業的其特殊性決定了其應當承擔起更為重大的行業責任。企業擔負社會責任的方式並不僅僅是指捐款、做慈善或做公益，做好本職工作以造福人類就是企業擔負社會責任的最首要表現。從當前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融資困難的現象可以看出，金融企業還是要發揚“人本金融”、智慧創新，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五、繼承傳統，返本開新，塑造現代金融文化精神

　　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給我們的生活方式帶來快捷便利的同時，也對我們的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價值觀念造成了很大沖擊。面臨巨額資金的直接誘惑，人性中的許多弱點往往會被放大。例如，信用卡的廣泛持有，不僅僅是消費方式的改變，也使一部分人傳統的節儉、審慎、量入為出的傳統觀念逐步為奢侈、貪婪、超前消費甚至是不計后果的觀念所代替。社會實干與創業精神的日漸衰減，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導致金融詐騙、貪污、侵佔等違法犯罪行為層出不窮。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傳統美德對當今的金融文化建設非常有益,如誠信、克儉、勤奮、仁愛、互助等等,都需要加以弘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金融從業者要內誠於心，外信於行，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隨遇而安，不過分，不貪婪，心態平和，反對賭徒心態，要做“居易俟命”的君子，不做“行險僥幸”的小人。

　　金融企業加強金融文化建設，要針對金融行業的特殊性，開展金融倫理與道德教育，培養金融職工敬業、忠誠、穩健的精神，提高金融從業人員和監管人員的文化素質，塑造現代金融文化精神。

　　六、凝聚人心，共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當前國際間的金融競爭，被比作是沒有硝煙的“貨幣戰爭”，雖然沒有硝煙，但巨額財富卻在其間被強國巧取豪奪，隻有通過文化建設塑造金融軟實力，增強民族意識與凝聚力，掌握在國際斗爭中的主動性與主導性，才能維護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

　　荀子說：“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在當前我國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大力發展金融市場的過程中，加強金融文化機制建設已成為當務之急。借用澀澤榮一的話來說：“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今天最緊要的任務”。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本文為顧肖榮研究員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