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以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先后啟動《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中國節日志》、《巴蜀全書》、《子海整理與研究》、《東北古代方國屬國史》等一批大型文化研究項目,將其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予以資助,旨在組織全國相關領域
　　專家學者集體攻關,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本版專題介紹上述項目。
　　梵文研究的學術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　黃寶生
　　《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承擔。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整合院內一些研究所中與梵文相關的學科研究人員,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實施這個項目。我們之所以勇於承擔這個項目,是基於對梵文研究的學術意義的認識。
　　梵文是印度古代通用語言。印度和中國同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梵文文獻和古漢語文獻一樣是留給全人類的寶貴文化遺產。中國和印度有著兩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印度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漢地,譯經活動隨之開始,自東漢至宋代,歷時千余年。同樣,佛教自7世紀傳入中國藏族地區,譯經活動持續至17世紀,也歷時千余年。佛教在印度本土於12世紀消亡,大量的梵文佛經也隨之流失。而中國卻以寫本和雕版印刷的傳承方式保存有卷帙浩繁的佛經漢譯本和藏譯本,堪稱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觀。
　　印度佛教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長期與中國文化交流融合,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就漢文化而言,最終形成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為主干的儒道釋文化復合體。漢譯佛經和中國古代高僧的佛學著述合稱為“漢文大藏經”。它們與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形成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
　　為了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我們必須重視對這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任繼愈先生主持,著手編輯《中華大藏經》,已經出版了“正編”。其文本採取影印的方法,並依據歷代多種版本,列出“校勘記”,但沒有同時進行標點工作。這是因為佛經的標點已成為中國古代文獻整理中的難點,不能匆忙地全面進行。在漢文大藏經中,包含有大量漢譯佛經,絕大多數譯自梵文。因此,為了提高佛教典籍的整理質量,應該培養一批通曉梵文的人才,參與佛經的校勘、標點和注釋工作。
　　利用梵文佛經與古代漢譯佛經進行對勘研究,有助於讀解漢譯佛經。佛教義理體現印度古代思維方式,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觀和唯識,更是體現印度古代哲學思辨方式。它們有別於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形態。而漢譯佛經的語言對於現代讀者,不僅有古今漢語的隔閡,還有漢譯佛經受梵文影響而產生的不同程度的變異,更增添一層讀解難度。然而,通過梵漢佛經對勘,則可以針對漢譯佛經中義理和語言兩方面的讀解難點,用現代漢語予以疏通和闡釋。
　　梵漢佛經對勘研究也有助於讀解梵文佛經本身。對於印度和西方學者,梵文佛經的讀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獻研究中的一個難點。而運用梵漢佛經對勘,則能為掃除梵文佛經中的一些文字障礙提供又一條有效途徑。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梵藏佛經對勘。這也是國際佛教學者在編訂梵文佛經校刊本時,注重利用漢譯和藏譯佛經的原因。而在利用漢譯和藏譯佛經資料方面,中國學者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如果我們能在梵漢和梵藏佛經對勘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對國際佛教學術作出應有的貢獻。
　　我們也注意到,近二三十年中,國內漢語學界出現了一個稱之為“佛教漢語研究”的熱點。古代漢譯佛經受梵文佛經影響,主要使用白話文體,較多採用口語用詞,同時在構詞、詞義、語法和句式上也受梵文影響,在語言形態上出現一些變異,而有別於傳統的漢語。這種特殊的語言現象需要漢語學者認真研究和詮釋。如果通曉梵文,直接運用梵漢佛經對勘研究方法,就方便得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暗中摸索和無端臆測。如果假以時日,中國學者能在大量的梵漢佛經對勘研究的基礎上,編出佛教漢語語法和詞典,那麼,不僅拓展和充實了中國漢語史,也能為現代讀者閱讀和研究漢文佛經提供方便實用的工具書。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佛教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印度古代有三大宗教:婆羅門教、佛教和耆那教。除了這些宗教的文獻外,梵文文獻還包含史詩、神話傳說、寓言故事、詩歌、小說、語言學、詩學、哲學、律法、天文學、醫學和其他科學著作,浩如煙海。總之,印度古代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寶庫,中國需要培養更多的梵文人才投身其中。唯有這樣,我們才無愧於中印兩千多年文化交流史的悠久傳統。
　　《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這個項目正是適應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這方面的學術需求而設立的。我們深感責任重大,必須全力以赴。目前,這個項目已經啟動實施,主要開展兩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緊培養梵文人才。我們准備在今年秋季開設一個梵文研修班,學制三年,教學目標是讓學員達到能閱讀梵文原典,直接利用梵文資料從事相關學科的研究,為此我們編寫了一部《梵語文學讀本》作為教材。同時,我們組織現有的梵文研究人員從事課題研究。近幾年中的研究重點,一是梵漢佛經對勘研究,二是印度古代哲學經典翻譯和研究。
　　梵文研究這條學術道路是艱辛的。《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這個項目的設立給予我們強有力的支持,也增強了我們的學術使命感。隻要我們腳踏實地,兢兢業業,認真實施這個項目,中國的梵文研究前景是充滿希望的。

　　弘揚節日文化傳承中華文明
　　——記《中國節日志》
　　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　李鬆
　　節日作為人類生活秩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伴著人類發展的不同時期,與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群與人群、人與自身之間建立起有序的聯系。作為文化的秩序,節日不但是社會組織、價值體系和群體標志的彰顯與構建,更是聯系歷史與未來的紐帶。它積澱著人類的文化創造和生存智慧。
　　但隨著現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傳統節日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功能逐漸萎縮,同時也面臨著迅速消逝和同質化的危機。近年來,黨和政府將保護和弘揚中國傳統節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節日志》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這是從國家層面全面搜集、整理和輯錄我國傳統節日文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中國節日志》規劃用5年的時間,完成對中國各地方、各民族現存的代表性傳統節日的歷史和現狀調查。項目運用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藝術學、歷史學、文獻學等跨學科合作的方式,綜合利用文字、圖片、錄音、錄像等現代化記錄手段,對中國傳統節日文化進行整體性、多視角的科學記錄,力求客觀、全面的反映節日文化的歷史沿革和當代變遷。從而挖掘、保存、傳播一批優秀的民族民間傳統節日,保存中華節日文化基因,為國家文化保護和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的依據。
　　《中國節日志》將為200個左右的我國各民族傳統節日著書立志,完成2000余篇田野和專題調查報告,成果方式將以“中國節日數據庫”、《中國節日志》大型系列叢書、《中國節日影像志》、重大節日專題研究報告、節日研究論文集等方式呈現。《中國節日志》全國編輯委員會由數十位專家學者組成,周巍峙任主任,孫家正、蔡武、王文章、馮驥才等任顧問,劉魁立、宋兆麟、徐萬邦、李鬆等任副主任,中央和地方院校、文化系統研究院所將有上千位專家學者直接參與項目研究。
　　《中國節日志》立項啟動以來,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目前,各項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展開。截至目前已有65個《中國節日志》\(文本\)子課題獲准立項研究。“中國地方志節日文獻數據庫”的數據採集工作已經完成,共整理方志3197種,形成數據條目40058條。北京、山東、雲南、四川、河北五省市開始《春節卷》的編撰工作。《姊妹節》、《鼓藏節》、《卯節》、《巍山彝族二月八》、《江西石郵春節》等節日影像志拍攝完成。分別在雲南大學、山東大學、西南民族大學建立了節日文化研究的工作基地,節日研究工作網絡初步形成。
　　《中國節日志》從項目設計理念到組織實施都體現了極強的創新性。首先,項目的設計強調對中國傳統節日文化的整體性把握,強調整體性研究;其次,項目著眼於對節日文化的圖、文、音像、網絡的立體化記錄和傳播,其成果形式將運用影像技術、數據庫技術﹔第三,堅持對節日的動態關注,注重在歷史探究和處於不同社會發展水平的現狀記錄﹔第四,充分吸納了人類學、民俗學、藝術學等相關學科的前沿理論,強調跨學科合作和全方位呈現。
　　節日文化是綜合性的文化現象,對它的研究也不是哪一個學科的專屬。在節日中,有戲曲、舞蹈、民歌等多種藝術形式,有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研究視角。多學科參與,是對節日文化進行完整、專業記錄和研究的前提。《中國節日志》項目研究對象復雜、學術理念新穎、工作機制創新,必須要先行試點。我們也正是經過多年的試點,才得以穩定了當前的體例和機制。

　　編纂《巴蜀全書》　弘揚“蜀學”精神
　　四川大學　舒大剛
　　巴蜀自古就是人類發祥地之一,這裡有距今204萬年的“巫山猿人”,舊石器晚期的“資陽人”;有大禹治水、蜀王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巴王廩君等優美傳說;還有長江三峽古文化遺址群和成都平原古文化遺址群等等。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玉器,金沙出土的金器,秦漢成都的漆器,都是獨步當時的藝術瑰寶;誕生於前三世紀的都江堰,是世界上至今仍在使用的年代最古老的水利工程。
　　在祖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中,巴蜀哺育出一大批杰出人物和“蜀學”精英,有司馬相如、揚雄、常璩、陳壽、陳子昂、李白、蘇軾、張栻、魏了翁、李心傳、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劉咸α、郭沫若、王光祁、巴金、唐君毅、賀麟等文化巨擘,也有張瀾、吳玉章、鄒容、張培爵、朱之洪、楊滄伯、熊克武、黃復生、朱德、劉伯承、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羅瑞卿等革命人物,濟濟昌昌,前赴后繼,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巨大變革。巴蜀文化不僅是四川和重慶的,也是全國和世界的。
　　對巴蜀文獻進行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巴蜀全書》編纂無異於四川學人的圓夢工程。1983年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四川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定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執行。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再次提出“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四川學人再度燃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省委、省政府建議“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經多方論証,年初已得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批准:“將《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隨后《巴蜀全書》又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使《巴蜀全書》從全省重點項目躋身於全國重大課題之林,獲得“以國家項目名義組織全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集體攻關”,“推出代表國家水准的標志性重大研究成果”的機會,真是每變越上,善莫大焉!
　　《巴蜀全書》計劃10年完成,將對巴蜀文獻進行全面調查收集和系統整理,准備採取三種方式進行:一是編制《巴蜀文獻聯合目錄》。歷史上巴蜀學人撰著了大量文獻,但一直數量不清、存佚不明。我們將對其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探明其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狀況,編制《聯合目錄》,以便利用。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首先運用電腦和網絡技術,對全部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加工,建立具有檢索功能的“巴蜀文獻數據庫”。其次,精選較有社會影響和學術價值的典籍600種,精心校勘、標點、注釋和疏証。其三,根據“蜀學”發展脈絡和現代學術需求,將散見文獻匯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等專集。
　　三是再造《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曾產生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即“蜀版”\)。目前巴蜀仍擁有大量珍稀善本,非常寶貴,亟待開發和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工藝和現代技術,對巴蜀地區現存的100余種優秀善本古籍,予以影印和再造。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學術復興,文獻先行。加強巴蜀文獻收集整理,無疑將給巴蜀文化研究和復興帶來契機,也將對“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不無禆益。博雅君子,幸有教焉。

　　《子海》的編纂及其學術文化意義
　　山東大學　鄭杰文
　　儒學以及包含“儒家者流”典籍在內的諸子文化典籍的整理與研究,一直是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重中之重。隨著《儒藏》的問世,諸子學術的清理總結遂成為當務之急。山東大學審時度勢,適時啟動了大型民族文化建設基礎性工程———“《子海》整理與研究”,這不僅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現實需求,也是宣揚和提高中國文化競爭力的戰略需要,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是薈萃具有不同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的子部精華典籍的大型叢書。自隋唐起,人們就將傳世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經部匯集儒家典籍,史部匯集歷代史書,集部匯集文學著作,而子部則匯集各類思想、科技典籍,最具思想意義、文化意義以及學術價值和知識價值。“《子海》整理與研究”就是將子部精華典籍予以整理研究出版的大型文化建設工程。
　　“《子海》整理與研究”擬分四個層面予以實施:第一,整理出版《子海精華編》。精選子部要籍350種,予以校勘整理,約計7000萬字,16開精裝100冊出版。第二,影印並以數字版形式出版《子海全編》。選擇《子海精華編》之外的先秦至清末子書5000種,採用精善或稀見之本為底本,分期影印出版,約計10億字,16開精裝2000冊。適時以數字版形式出版。第三,撰寫出版《諸子思想文化研究叢書》。選取有現代文化意義、能夠較全面地反映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發展脈絡,展現中國古代精神風貌、社會狀態、發明創造與生活方式的學術課題100個,進行深層次的專題研究,出版每種約30萬字的專著100種。第四,撰寫《〈子海精華編〉提要》350種,並將其譯成外文。為收入《子海精華編》的350種著作,每種撰寫約5000字的提要,介紹其主要內容和價值,出版中文匯編本。其后再譯為英文出版,還可陸續譯成其他外文出版,向世界展示中華思想文化之精華。
　　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包括文化復興\)的今天,響應黨中央號召,啟動“《子海》整理與研究”,既具有重大的基礎理論意義,又具有深遠的現實政治意義。
　　具體而言,啟動“《子海》整理與研究”,可更加充分地展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全貌,並為全面深化基礎理論研究,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服務;具有讓世界了解中國,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國際文化展示意義;用諸子優秀思想教育、熏陶國民特別是青少年一代,具有全面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現實意義;能使港澳台同胞和海內外華人充分認識中國思想文化精華的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具有增強兩岸四地人民和海內外華人文化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意義。
　　山東歷史悠久,名家輩出,傳統文化底蘊深厚。學界有言,“先秦諸子,半在齊魯”。山東故國,文化之邦,是中國古代思想學術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近些年來,地處齊魯故地的山東大學高揚文史研究傳統,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兩漢全書》、《杜甫全集校注》、《百年易學菁華集成》等,近日又成立了儒學高等研究院,啟動了“《子海》整理與研究”,為重現山大文史研究的往日輝煌奏響了序曲。山東大學對子書文獻進行大規模整理與深入研究的設想由來已久,自2008年起,在高亨先生《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手稿本\)基礎上,策劃“元學術典籍整理與研究”課題,經專家反復論証,以“《子海》整理與研究”為名申請並獲准立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后,山東大學已作了統籌安排,多方籌集資金,計劃以山東大學古典文獻學學科隊伍作為主體力量,整合全校古籍整理人員,聯合國內外部分古籍整理同仁,協同攻關,預期在5-8年內高質量地完成“《子海》整理與研究”。
　　我國地方史研究的鴻篇巨著
　　——《東北古代方國屬國史》研究的若干問題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邴正
　　東北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其指稱的地域隨不同歷史時代的變遷而時有消長。張博泉先生認為,“早在周時把‘肅慎、燕亳’視為周之‘北土’”,“戰國開始在東北設郡縣,此后將東北地區稱為‘東域’”。歷史上的東北概念,大體是指大興安嶺以東,長城以北的廣大地區。現代的東北概念主要是行政區劃概念,大體包括遼寧、黑龍江和吉林三省,有時也根據行政區劃沿革,把曾屬於東北行政區劃管轄的內蒙古東部赤峰、通遼、呼倫貝爾市和興安盟\(即“東四盟”\)列入東北的范圍。
　　《東北古代方國屬國史》主要記述從先秦至清入關統一中國之前,在歷史上的東北地區建立的方國屬國。從世界范圍看,中國歷史的一大獨特魅力在於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歷程與歷史格局。自古至今的中國歷史是一部多民族、多區域、多源流不斷交匯融合,千流歸海,終成一體的波瀾壯闊的獨特畫卷。在這一進程中,歷史意義上的東北各古代民族此起彼伏,前消后繼,先后建立了箕子朝鮮、孤竹、令支、屠何、夫余、高句麗、前燕、后燕、北燕、渤海、遼、東丹、金、東夏、蒙古、北元、后金等16個地方政權。除中原地區外,東北各古代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權,與西北、西南等其他地方相比,最為獨特與壯觀。這正如張博泉先生指出的,“東北古史在我國古史中佔有極為特殊的地位,這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擬的。”因此,系統深入地研究東方古代方國屬國的發生、發展歷史,對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發展史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一,東北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一樣,是中華民族誕生的搖籃,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東北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權曾先后6次南下中原,影響控制中國社會長達1300多年,深刻地影響甚至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第二,東北諸方國屬國有其獨特的發展特色和規律,豐富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與文化的內涵,東北的方國屬國從殷商至西周就開始形成,直至清入關統一中國,此起彼伏,首尾銜接,在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呈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和獨特魅力。
　　第三,在東北興起的十幾個方國屬國,此前已有一定的研究,但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在中國古代二十四史中,有些東北古代的方國屬國得到了比較系統的介紹,被列為專史,如
　　《遼史》、《金史》等。在已有的代表性著作中,如佟冬先生主編的《中國東北史》,也有較綜合的研究。但是,把這些方國屬國分別立專史,全面系統的進行研究,則屬填補空白之作。東北方國屬國史研究在繼二十四史之后,形成東北十六史,這將是我國地方史研究中的第一部
　　鴻篇巨著,不但會全面推進東北史的研究,而且必將大大推進我國地方史的研究,深化對中國古代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關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第四,中國東北古代方國屬國史研究對於深化中國與東北亞諸國的關系研究,對於建設和鞏固東北邊疆,發展與東北亞各國間的友好關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