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國正面臨著民族復興的偉大時刻，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今天遭遇的真正挑戰決不僅僅是如何建立一個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或軍事強國，而是正確理解中華文明在未來人類文明之林的位置﹔決定未來中華民族能否永久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為人類進步作出巨大貢獻的，決不僅僅取決於是否有強大的綜合國力，而主要取決於中華民族能否建立一種新型的、有獨特價值和意義的文明。

　　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后，歷史已經回到了這樣的起點：需要理解一個未來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具有的主要特點。我們認為，基於其過去的傳統及今天的規模，未來的中國有可能建成一個獨立的文明形態——“現代中華文明”，並像古代那樣把它的影響力輻射到周邊甚至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毫無疑問，這個新型的“中華文明”或“東亞文明”，將是以中國自身特有的現代性為基礎建成的。

　　我們深深認識到，要正確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實現認識上的一個重要轉軌，即從現代化范式到文明范式。

　　現代化范式的局限性

　　首先，“現代化”在西方歷史上是帶有鮮明的價值立場的術語。這一術語主要盛行於18世紀以后，與當時流行的文化進化論相聯。早在20世紀初葉開始，就有不少人開始批判這種文化進化觀，因為它否定了文化的特殊性，把西方現代文明當作人類一切文明的最高階段或共同目標。對於后發現代化國家來說，由於現代化本身就意味著學習西方，由此所帶來的最深刻問題就是無法為人們回答現代化與本土化之間的矛盾提供方向。

　　其次，“現代化”范式預設了傳統與現代的斷裂。這種割裂來源於近代早期此起彼伏的時代浪潮，肇始於18世紀風起雲涌的革命運動，而非出於冷靜理性的思考、客觀科學的研究。今天我們認識到，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任何一個成功的現代化國家，都往往成功地做到了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尤其是那些后發現代化國家，能否成功地利用傳統資源、實現制度創新，恰恰是決定能否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因素。

　　最后，一個多世紀以來，對於廣大非西方國家而言，“現代化”這一名詞包含著極為復雜的情感和心理因素，它意味著學習西方發達的科學和技術，意味著追求民族富強以與西方抗衡﹔它包含對西方文化的崇拜，包含著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傳統與現代之間找不到恰當自我定位等一系列痛苦掙扎。正是這一系列微妙復雜的心理左右支配著無數學人的心靈，影響了他們的學術研究思路。

　　文明范式的必要性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文化人在精神上最深刻的焦慮來源於失去了對偉大的中華文明的基本信念。與此相應，無數知識分子從內心深處喪失了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在中學與西學、中國文化與西方文明、古代傳統與現代文明等之間的相互激蕩中彷徨四顧。由於中國人沒有深刻的彼岸意識（即不以死后世界來規范現實生活方式，如在基督教等宗教中所見），高度注重世俗生活，一旦喪失了文明的理想，就意味著這個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發展的動力源泉。因此，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文明的重建不僅關系著中國人心靈的自我安頓問題，也決定了中華文化在今后漫長歲月中根本方向的大問題。

　　首先，文明重建意味著中國人需要從對西方列強的消極防御或對抗心理，轉變為對中國文化的積極建設或再生心理。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來自於近代中國備受蹂躪和欺壓的歷史境遇。然而，將中國與他國對立起來，是一個民族還不夠成熟的標志。今天的中國人應當需要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走出“落后挨打”的歷史悲情，再次拿出廣闊的胸襟和恢弘的氣度，在全世界色彩紛呈的文化之林中找到中華文明的正確定位。早在2500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就確立了先進的文明理念。這些理念代表了中國文化對人類共同體生活的最高境界的精神理想，體現於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中，體現於儒家關於“道統”和禮義的一系列表述中，體現在儒家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人禽之辨等一系列學說中。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先進的文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制度模式以及政治經濟原則自然會快速傳遍世界。因此，隻要我們能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追求一種真正文明、進步的文化模式，我們就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文化自信。

　　其次，文明重建不是著眼於中華民族在未來世界格局中贏得一時一地的國家利益。曾幾何時，我們把一切寄托在單純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增強上。綜觀歷史，沒有一個國家能永遠保持經濟繁榮，也沒有一個民族能永遠保持國力強盛，而文化的底蘊、文明的信念、人性的活力等等，才是一個民族的根本。多年來，我們在強調“落后挨打”的同時，很少有人強調過：我們應當如何來包容、理解那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民族。我們學會包容和寬恕那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我們這個民族才能真正成熟，在這個世界上站起來，贏得世人的尊重。儒家“夷夏之辨”認為，隻有以善養人的文化才真正有生命力，隻有以德服人的民族才無敵於天下。

　　其三，文明范式意味著徹底擺脫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正如我們今天在日本、韓國乃至歐美各國經驗中所學到的那樣，現代化不是傳統資源的摒棄，而是其創造性的利用﹔不是地方性知識的清除，而是其積極的再生﹔不是東西方必然的對立，而是其有張力的結合。文明范式不是文明沖突范式。享廷頓關注的是世界政治問題，他的文明沖突論，預設了各國文化之間難以調和的沖突，他更多看到的不是文化的融合與創新。

　　文明重建的主要任務

　　文明重建的首要任務，是重鑄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所謂文化的最高理想，是指一個民族對於共同體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夢想或追求，或通向這一境界的核心價值。讓我們從“夷夏之辨”來談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儒家“夷夏之辨”的精神實質在於對文明與野蠻的區分。“修文德以來遠”（《論語·季氏》）、“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都體現了夷夏之辨的根本精神。這代表了一種偉大的文化自信，儒家主張用這種思想來處理與周邊的關系，乃至與整個世界的關系，而不主張靠武力和征服。

　　從“夷夏之辨”出發，今日重鑄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不是要創造一個烏托邦式的盛世藍圖，也不是為了提出一套理論上完美無缺的價值體系，而是要發現在今天的時代裡，什麼樣的理想才能使中華民族樹立引領全人類不斷進步的風范。

　　文明重建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重新確立什麼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由孔子等人在2500多年前就奠定了的，包括仁、義、忠、信、孝、禮等。20世紀以來，中國人在對西方文化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等的崇拜中，忘記了中國文化的正確方向。未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不可能局限於仁、義、忠、信、禮、孝等，也不可能排斥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但是，隻有我們正確地理解了儒家所倡導的那些價值為何曾長期成為推動中國文化進步的核心價值，我們才能找到重建中國文化基本或核心價值的正確道路。文明重建的第三個任務是實現行業及社會的自治及理性化。認為儒家將治國希望寄托於個別人的道德與人格、而不能落實於一套制度體系這一流行觀點過於簡單化了。正如狄百瑞在《亞洲價值和人權》等書中所揭示的，中國文化中自古不乏促進行業和社會自治的優良傳統﹔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傳統之一，在儒家思想中有著極為豐富的資源，是儒家王道思想的自然要求。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借助於行業傳統、職業規范和社會風尚，來約束大多數人和一代代后來者，可以達到與西方的“法”同樣的功效。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代表了中國文化中尊重人的尊嚴、個性和價值的傳統，卻避免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形式至上和過分倚重個人權利的缺點，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乃至未來中華文明的樣式有啟發意義。文明重建的第四個重要任務是制度創新。隻有理解了中國文化的習性（即以人情和面子等為樞紐的關系本位等），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中國文化中的制度建設適合走“禮大於法”的道路。與此相應，我們也才能理解，為什麼中國文化不適合走以抗爭和大眾運動為特色的西方民主政治道路。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民主，而是說以儒家賢能治國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模式與民主政治未必是相互矛盾或沖突的。顯然，我們不可能簡單地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思考，以分權為特色的西方法治模式如何在中國文化中演變為一種相對自治而不是絕對獨立的法治模式。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