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舉辦大型的“彼得·布朗退休紀念大會”。在英語世界，彼得·布朗的名字是與“古代晚期研究（Late Antiquity）”聯系在一起的。2001年，由布朗參與主編的《闡釋古代晚期》，宣告古代晚期作為一個專門歷史分期的存在：“編者們都相信，現在是時候將約當公元250至800年視作一個獨特而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時期。”對於這一術語，國內學術界目前有兩種譯法，古代晚期或者古典晚期，以下用古代晚期。這一研究的興起，使得原本被認為反差極為明顯的兩個歷史斷代“中世紀”和“古典學”在此交叉。

　　一般認為，古代與中世紀的分界線劃在476年。那一年，羅馬帝國西半部的最后一位統治者羅幕路斯·小奧古斯都，在父親被殺之后，在當時的帝國首都拉文納被第一位意大利王奧多瓦克廢黜帝位。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中世紀其實是從寬容基督教以及臨終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開始的。這是因為推崇典雅語言的古典學家對於三世紀之后“粗鄙的”教會拉丁語不感興趣，多少有些不屑於研究。他們不願意做的，就留給中世紀學家來做，因為作為“中間期”，中世紀並沒有自己的起止界限，其上限為古代史結束，下限為現代史的開端。

　　雖然接過了古典學家扔過來的300-500年，將它並入“中世紀早期”（至1000年）之中，但是，在20世紀中期之前，中世紀史學家們對包括這段歷史在內的整個中世紀早期都不怎麼感興趣。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就沒有學者對此進行專門研究。有三大群體比較關注這段歷史，一是中世紀考古學家，分別從墓葬考古和聚落考古，揭示中世紀早期的“死”與“生”兩重世界﹔一是專門研究基督教會早期史的“教父學家”﹔一是關注社會轉型和過渡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尤其是后者，秉持歷史進步的觀念，努力挖掘中世紀早期的積極方面，強有力地推動了古代晚期研究的興起，從而最終將這個“黑暗時代”的最后落腳之處變成了“漫長的黎明”。

　　作為專門術語，古代晚期起源甚早。1901年奧地利藝術史家李格爾在其《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一書中就曾提及。而使古代晚期作為一個時代彰顯其學術潛力的，無疑是比利時大史家亨利·皮朗，他使得歷史學家們意識到800年之前的歷史似乎還是古代的延續。

　　20世紀中期，專門研究奧古斯丁的法國教父學家亨利·馬儒提出古代晚期是個獨特的文明。“古代晚期並非只是對持續發展的終結，而是另一種古典，另一種文明，應該從起源來進行再認識。”馬儒對彼得·布朗的影響毋庸置疑。1966年，布朗在牛津大學發起成立“拜佔庭與北方和東方鄰居們，500-700年”新專業，進行跨學科的研究。1971年，在一本通俗讀物《古代晚期世界》中，他將這個術語深深地烙在了英語世界讀者的心中，也將古代晚期勾畫為以地中海為中心，由基督教傳承統一的羅馬帝國文化，各種地方文化蔚然興起的局面。

　　1996年，彼得·布朗發表《西方基督教王國的興起：勝利與分化》，對自己所倡導的古代晚期進行了總結性闡發。首先，這不再是一個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其次，這是一個為現代歐洲奠基的新時代，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第三，從意識形態角度而言，這是一個早期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西歐獨特的基督教想象開始定型。雖然古代晚期研究者對於古代晚期的具體時限遠未取得共識，但是他們一致認為至少在300-600年間，包括波斯、阿拉伯在內的環地中海地區，不再是帝國衰亡之后的衰敗景象，而是一個充滿創造力的為未來奠基的獨特轉型期。

　　2008年，在繼1993年法文期刊《古代晚期》之后，《古代晚期雜志》在美國創刊，主編拉爾夫·馬提森愉快地宣布：“從編年上講，我們本來或屬於‘古代羅馬’、‘早期拜佔庭’、‘早期中世紀’、‘晚期拉丁’、‘教父學’等等，但是現在我們都屬於古代晚期。”就這樣，作為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古代晚期從誕生走向壯大和成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