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讲的是原始社会的“血族关系”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产生的社会关系(所有制关系等),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不同,并不是说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不同。恩格斯指出:“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种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13)恩格斯这段话并不是说,在原始社会人自身的生产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而是说“血族关系”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血族关系”虽然与原始社会的人自身的生产密不可分,但二者又不相同。前面已经讲过,两种生产都包含双重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血族关系”,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当时不仅制约着人自身的生产,而且也制约着物质生产。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不仅人自身的生产是在这种“血族关系”中进行的,而且物质生产也是在这种“血族关系”中进行的。例如,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中,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都是在氏族组织这种“血族团体”中进行的。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中,“血族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尚未形成,“血族团体”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如阶级和作为“地区团体”的国家)尚未出现,“血族关系”可以说是唯一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为“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离开“血族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和“血族团体”这种社会团体,人们便无法生存,更谈不上进行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了。同样,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由于“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的社会成分”日益发展起来,以及“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代替“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以后,“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也不是说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形成以后,物质生产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因为所有制等社会关系与物质生产并不完全相同,物质生产既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制等社会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所有制等社会关系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并不等于物质生产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不仅是物质生产在其中进行或是对物质生产起重大影响的社会关系,而且也是人自身的生产在其中进行或对人自身的生产起重大影响的社会关系,即“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经济条件、财产关系对家庭形式和人自身的生产的重大影响。他在讲到专偶制(即个体婚制)家庭形成的经济条件、所有制关系时指出:“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4)恩格斯认为,当形成个体婚制的经济条件即私有制消灭以后,虽然个体婚制不会消灭,但它却不再以经济条件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为基础,而是以真正的互相爱慕为基础了。他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5)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作了预言:那时“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他所爱的男子”。(16)以上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根本得不出在原始社会人自身的生产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原始社会解体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物质生产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的结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学者的主观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批驳把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说成是“二元论”的错误观点,但由于这些学者误解了恩格斯的思想,把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说成是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交替起决定作用的观点,结果事与愿违,在批判别人的“二元论”的同时,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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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实习)、张湘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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