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及中国的角色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认为，认识对象的变化和认识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认识。从认识对象看，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经济在全球比例下降，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比例下降。从认识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看，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占的比重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程度加深。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第一阶段，人们已经看到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如储备价值不稳、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国际货币体系最后贷款者缺失、不利于减少全球贫富差距等。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进行再观察，可以看到上述问题在危机的第二个阶段更明显，“特里芬两难”更进一步凸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应采取渐进的方法，明确由一个全球的治理机构来管理全球的信用的目标。如果一下子做不到这个终极目标，作为一种过渡的方法，可以有管理的多元储备体系，这个“多元”不仅包括美元、欧元，也包括以后的人民币乃至非主权货币(如SDR)等。关于中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做的再思考，一是要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二是要关注人民币进入SDR(超主权货币)篮子的问题，人民币很有可能在2016年元月进入SDR篮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指出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自由兑换并不是人民币进入SDR篮子的必要条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要求一个货币进入SDR篮子时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还存在资本管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怀特(Harry White)都认为资本管制对促进国际贸易包括投资是有利的，而非有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和马克进入SDR的时候日本和德国都是实行资本管制，实行汇率挂钩。中国完全有理由对现在国际上的要求提出反对，因为这不符合历史惯例。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已经具有核心的地位，但是我们对此的认识还没有到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是，对美元过度依赖的同时又无法约束美元，美元很可能陷入慢性危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从目前的政治格局来看，中国是无可替代的核心推动力。美国是现存体系的缔造者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革的动力。欧洲的改革建议是以IMF为核心，以SDR为方式，小修小补，欧洲现在自顾不暇，无力来推动改革。亚洲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受害者，需要中国来挑头，日本不太可能挑头，而是希望让人民币和亚洲国家的其他货币共同承担升值压力。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核心地位和挑头作用是不可推卸的。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归结起来有三类：一类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第二类是SDR走向全球单一货币，第三类是建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潘英丽认为大经济体的货币要加入，欧元、美元、人民币可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起到一个稳定的支撑。对大国货币或是国际货币的约束，对国际货币发行的货币政策要进行全球的监控和协调，对国际汇率的波动进行管理，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统一税。再加上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征税来稳定美元的体系。通过建立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实现中美之间的合作，然后通过G20达成某种协议，最后由IMF去执行。美国是否会接受中国提出的约束它的方案？中国可以把资本账户开放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对国际汇率和国际资本进行管理。现行体系虽对美国具有吸引力，但长期来看对美国经济存在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创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中美合作方式是，中国维持美元稳定，美国支持中国主导亚洲，中国开放金融和服务业，美国开放实业，中国加快转型，美国进行技术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