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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在小说《铁木前传》中对乡村女性的书写达到了极致。他写九儿：“九儿的脸，被炉火烘照着，手里的小锤，丁当地响在铁砧上。这声音，听来是熟悉的……在她的幼年，她就曾经帮助父亲，为无数的战士们的马匹，打制过铁掌和嚼环。现在，当这清脆的锤声，又在她的耳边响起的时候，她可以联想：在她的童年，在战争的岁月里，在平原纵横的道路上，响起的大队战马的铿锵的蹄声里，也曾包含着一个少女最初向国家献出的，金石一般的忠贞的心意！”而写大家眼中看似有些“落后的”小满儿，他的笔触也是满含深情：“炎夏的夜晚，她像萤火虫儿一样四处飘荡着……常常有到沙岗上来觅食的狐狸，在她身边跑过，常常有小虫子扑到她的脸上，爬到她的身上……在冬天，狂暴的风，鼓舞着她的奔流的感情，雪片飘落在她的脸上，就像是飘落在烧热烧红的铁片上。”
从“她们”——这些新农村女性的文学形象队列中，我们看到祥林嫂、爱姑们已经退场了，看到了曾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女性的“新人”诞生，同时也看到了“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语）的形象化表达，当然更看到了一代人民作家所倾情传达的真实而可喜的时代发展和民族进步。
一个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由这个民族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铸就的。人民，从来都不是概念，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体的人。这些具体的人，在所处时代的某些时刻打动作家，才有了所谓的“文学人物”。而这些文学典型又以艺术的方式打动着阅读到“他（她）们”的人。这就是文学生命力的奥秘所在。而在“真实的人（原型人）——作家（创作者）——文学人物（典型人）——阅读的人（接受者）”的全面培育与艺术循环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作家自我人格的铸造。文学是人格的投影，这是每位作家都不可回避的“炼心术”。
而心在哪里，标志着一个作家一切艺术与言说的起点。当年作家柳青为了这颗“心”的归属，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在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写出了《创业史》。重读1972年柳青写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很难想象，写出《创业史》的作家会在“坡地—梁地—谷地”“果树—桑树—粮食”上事无巨细地投入思考。他通过对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加龙河下游葡萄产区和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苹果产区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陕北地区的气候、土壤和地形是天然的最理想的苹果产区”。他还从十八世纪的英国说起，勾画出农业结构调整后延安、绥德、榆林的风貌，他畅想着在这些地方修筑水电站，“为了便于管理和使用，可修三至五个大型水电站”。还有铁路，“先修最重要的一两条线与华北和关中相通，再修次重要的两条，还需修境内支线”。特别是他提到希望这个地区的经济尽可能得到充分发展，跟这个地区的光荣历史相辉映，至今读来还令人动容。柳青的梦想，今天都已经实现了。
这篇文字，在文学史上无法与他的《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比肩，也远没有《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在读者中影响广泛，但它打开了通向作家创作奥秘的一个甬道。柳青之所以能写出《创业史》，不仅在于他住在农村、深爱农民，还在于他对于农民福祉有着真切的憧憬。这个出发点，通向着为给集体买稻种，从渭河下游坐几百里火车，却舍不得花两角钱住店的蛤蟆滩的小伙子，也连通着“王家斌—柳青—梁生宝”这三个“人”共同跳动的、灼热的心。
柳青这颗爱人民的“初心”，正如孙犁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中所言：“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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