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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至1961年，茅盾发表评论、纪念鲁迅的文章将近30篇。在茅盾本人的文学实践中，不仅可以看到农民到民族资本家形象的跨越，而且可以看到孙舞阳（《蚀》）、梅行素（《虹》）、张素素（《子夜》）等新女性的形象，她们与祥林嫂、爱姑、子君有着不同的风貌。“新人”形象的诞生，是时代对于作家创作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见证了文学与时代携手同行的进程。
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上，鲁迅、茅盾的作品风格不一，但不约而同地对时代的发展历程有着敏锐的反映。而在对时代的文学表现力上，鲁迅在创作方法方面的创新，提供着重要的启示。正如茅盾在《读〈呐喊〉》中所激赏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并称鲁迅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的确，《呐喊》中的作品，篇篇指向现实、言说现实。鲁迅的文学观是“为人生”的，但他的文学表达从来不是单一乏味、故步自封的。他“放开度量”，大胆而无畏地“拿来”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等现代创作手法，在语言上力求革新，在人物塑造上更是将“我”也“烧进去”，使其现实题材创作呈现出高迈的境界与独异的风格。这种以“新的形”“新的色”来写出“自己的世界”的创新性，为我们思考现实题材创作的多种可能性树立了榜样。事实证明，这种艺术的独创非但没有掩盖现实的光芒，反而让我们在历经百年之后还能震撼于文学介入现实的思想力度。如何在直面现实的同时保持对于艺术的敬畏，鲁迅贡献了一个作家的所思所为。
当然，艺术不只有从外部“拿来”，更有对内在的“传承”。鲁迅之后体察农民最为深切的作家，应该是赵树理。
赵树理的笔下，虽然还有二诸葛、福贵、三仙姑、小飞蛾这些人物，延续着闰土、阿Ｑ、祥林嫂、爱姑们的命运，但更多地出现了小二黑、小芹、铁锁以及“老槐树下的‘小字辈’”这样的“新的人”。农民中“新人”形象的出现，使中国新文学从对“个人”的关注而跳跃到对于“人民”的塑造。正如有人所言，“这里的‘人民’不再是五四时期需要被启蒙的大众，而是历史的、能动的主体”。这一主体的发现，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人民放在文艺创作的主体地位上的指导与引领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一个生于农村、了解农民、热爱农民，发自内心对农民利益关心，愿意以才智和热情书写农民并供农民阅读的作家的自觉意识不无关联。
那个时代，因为有赵树理的文学实践，我们今天才能相对完整地看到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人民的生活情景，了解当时晋东南和晋北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习惯、婚丧嫁娶、心理嬗变，并在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田寡妇、潘永福这些具体的农民身上看到人民的成长和人民的向往。赵树理的小说，堪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但是这面镜子不是生硬地反映，而是力求照出人的生长性，更确切地说是农民的人格成长。
比如，《小二黑结婚》中的青年为争取婚姻自主而喊出“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比如《福贵》中的农民在经历了“由人变成鬼”和“由鬼变成人”之后，发出的那声对族长的响亮质问：“我不要你包赔我什么，只要你说，我是什么人！”这里对“我”和“人”的双重追问，振聋发聩，意味着旧的世界在人的心理上已经崩塌了、终结了，在小二黑身上再也看不到闰土们的懦弱，在福贵身上再也看不到阿Ｑ的奴性，而是一个个已然“站起来”了的农民形象。人的成长、人的解放、人的觉醒，尤其是社会最底部、最多数农民的精神觉醒，让我们看到了以激情烛照现实、以进取歌唱新生的解放区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理想主义气象。这种气象不是理想化的拔高，而是作家对现实农民状况的真实反映。
而且，赵树理的写作，是基于他对农民精神成长的深度理解，写作过程满怀喜悦。有评价说他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他受之无愧。周扬1946年8月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写道：“赵树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思想，写农民生活的作家。”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他再次评价道：“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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