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西方史学研究的几点反思【3】

　　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批判力亟待提高

　　我们的西方史学研究往往有这样的预设，那就是西方史学是先进的、我们的史学是落后的，西方史学是现代的、我们的史学是传统的，因此全面引介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的必由之路。在这种预设的指导下，我们失去了对西方史学思想的批判力，不论是精华还是糟粕，我们都一概介绍和吸纳，一概肯定和接受。一些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受到批判甚至失去影响力的史学思潮和流派，在我国史学界却被炒得一片火热，似乎这种史学思潮和流派在国外也是热得不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现代史学。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艾恺来作学术报告，他一上来就说“我是来打鬼的”，如果你们认为后现代史学在美国史学界是流行的思潮或流派，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大学的历史学系你能举出几位后现代史学者？

　　就基本已在西方史学界失去影响力却在国内史学界被热炒的后现代史学而言，我们是缺乏批判力的。就国内的后现代史学研究而言，有三点需要我们关注：其一，国内清一色地在介绍后现代史学的作品和赞成后现代史学的作品，对西方大量批判后现代史学的作品却做了有意的屏蔽，这是不公正的；其二，后现代史学从20世纪90年代被介绍到国内，已经历了不短的时间，目前还未见以其为指导写出的历史作品，这说明后现代史学并不是历史研究可行的指导理论；其三，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热炒后现代史学，后果是严重的。

　　正因为我们剖析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论能力不足，导致我们站不到相比西方史学家更高的理论高度对他们的研究做出批判性的评价，所以我们只能随西方史学起舞，我们还如何能够写出中国自己的史学、讲好中国自己的历史？

　　对西方史学研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的分辨力亟待提高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背后都隐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史学也不例外。这是我们在做西方史学研究时必须时刻予以警惕的。但由于我们长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和警惕性，因此对那些隐含的意识形态判断对中国史学甚至对中国现实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丧失了分辨能力。像对一些时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我们往往因为它们是西方“新”史学思潮就欣欣然地接受。但当它们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图被揭露的时候，我们会大吃一惊，后悔不迭。

　　像目前西方史学界流行的帝国研究，它不仅把近代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说成是帝国，而且把古代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都说成是帝国。我们的一些史学工作者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也称秦朝、汉朝、清朝等为帝国。但接下来，西方学者说出了他们隐藏的话，帝国是殖民扩张的结果，被殖民的民族应该进行反抗，建立本民族的政权，暗讽中国、中华民族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应该允许被“殖民”的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甚至独立。例如，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的《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将当代中国描述为帝国，却被英国媒体评为畅销历史巨著，被授予2007年沃尔夫森历史奖（该奖项已成为卓越历史著作的同义词）。如果我们对西方史学研究隐藏的意识形态有所警惕的话，就不会轻易地接受那些背后隐藏着对中国史学和现实发展不利的理论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