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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联系 加强当代史研究
学问并非“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间烟火的二三素心之人做出来的”，史学家也并不能幻想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应该主动地面对现实、改变现实，对自身所在的时代承担某种责任。如何使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如何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如何重塑历史学的公众形象，关注当代史研究应是一个主要途径。
当然，当代史的难写，人所共知。这主要来自以下几点制约因素：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当然是我们首先要在此强调的。我觉得这一点今天已无必要讳言。虽然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并不总是起负面作用，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可以提醒你哪些问题可以随时进行研究，而另一些问题则必须放一放，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真理性”认识，一种已经探明的“真相”，一段证据确凿的历史，该不该说出来，的的确确有个“时机”问题，也有个“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虽然不能也不应以要求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自己的确应该明白，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当下的“现实”协调，因为当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确不同于古代史：当年的刘项之争你可以尽情地发表看法，但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冲突却至今仍需留待后人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某一党派的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关。这当然会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认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畅所欲言，而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其他问题则肯定难以透彻说明。老实说，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涉足当代史，就因为这一段历史迄今还难以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完全剥离出来。
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带来的困难似乎更具根本性。当代史的材料之多、头绪之繁杂、遍览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汉史”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就以对历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而言，当代有多少专业期刊、多少综合杂志、多少大学学报、多少以书代刊的论丛、多少会议文章结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论文、多少著述、多少领域、多少方向、多少专业、多少专题、多少博士论文要看，能看得过来吗？别说“竭泽而渔”了，就是拣最基本的东西看也不容易。而且，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经过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编排。这和我们上面所说的“秦汉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汉史”的文献材料有限，就《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几部书；第二，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也已经过许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汉官制史料、秦汉经济史料、秦汉农战史料、秦汉哲学史资料等等。与研究古代史相比，治当代史者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鉴别与披沙拣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
突破材料制约的是洞察力和判断力，因而治当代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譬如，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叙事中，学界大都沿用一条基本的叙事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等，这样的概括在提供许多东西的同时当然甚至会遮蔽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毕竟会给你指出一条途径，使你不至于像在失去方向感的荒野上那样彷徨无路。而当代史则是这样的典型的荒野。这种荒野感可能主要来自前边所说的材料太多太杂，以致使人目迷五色，不易把握变迁的脉络和主次的差别。其次，则由于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对象的轮廓和边界。再者，“历史”的本质含义是“过程”，没有“过程”当然就没有“历史”。所以，当现实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或尚未结束或最终的结果尚未呈现时，一般说来，对它作历史的研究和判断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这个“过程”还不完整。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那就等于事实上完全排除了当代史研究的可能性。实际上，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材料永远没有充分的时候，相对于历史本身，任何材料都永远无法全息地反映外部现实；至于过程是否终结，也很难说，儒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但至今仍很难说儒学所推动所介入的历史过程已经终结。总之，洞察力对任何时段的历史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只是当代史研究可能比古代史研究对洞察力的依赖程度更高。再进一步地说，具有“一叶知秋”和“见微知著”的犀利目光是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前提。
限制当代史研究的另一问题是利害关系太大。譬如说，当代学术史研究就最为典型，因为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还在，历史的当事人还在，不但“还在”，而且说不定仍在“当道”。即使当事人不在了，但当事人的学生、弟子、追随者、门徒还在，即使学生、弟子不在了，但再传弟子、学统、门派还在。这样，人们就会从名字的有无和地位安排的高低来决定认可一篇当代史研究文章的程度，等等。于是，学术问题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事”问题。当代史的难写，可以说没有甚于此者！早在1992年，笔者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的“后记”中，就已经对此有所体会了，只是远不如现在深刻罢了。当时我说：当代人撰当代史，免不了冒点儿风险，这是因为：当代史的创造者们仍然健在，偶有失慎、失误或失真，创造者们如果现身说法，作者定会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这当然不像研究千百年前的历史，死无对证，此其一；其二，由于所研究的时代刚刚过去或还未完全过去，这个时代给不同的人的感受又很不一样，对这个时代或憎恶或怀念的情绪仍在感染着人们，研究者很容易受这种或那种情绪的影响而不能十分冷静地对待其中的人和事，从而出现偏颇；其三，当作者与某些仍然健在的研究对象有某种感情上精神上的联系而不能认同于他们当年的某些观点或做法时，是一件很棘手很麻烦的事。
在历史研究领域，当代史研究的状况似乎最不令人满意。原因除了上述几点外，实际上还有一些认识上的谬误也在起着不小的阻碍作用。认为当代人写不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从而认为后代研究前代、隔代写史，是历史研究的常态，就是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性偏见。这种偏见赖以流行的预设是，同时代的人、前人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看不清自己，只有到若干代甚至几十上百代之后才能由别人看清自己、认识自己。多年来，史学界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偏见指导之下搁置了当代史研究的。应该说这种认识不无部分道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认识几乎完全抹煞了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具有的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
大浪淘沙。时间之流不知过滤掉了多少对于认识历史而言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线索和现场感，使得许多对当代人而言是常识的东西有可能永远变成后人难以索解的历史之谜。一方面倡导“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一方面又竭力回避或有意无意压抑最有可能成为这种历史的当代史研究，实在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而这一切从认识上都可能根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现代性谬误：总是顽固地认为后人比前人更聪明、掌握的真理更多、受到的局限更少，因站在前人肩上而对历史看得更清，这大概也是进化论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现代性自负”在历史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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