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历史学家离不开现实
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根本躲不开现实，他就在现实中。那么，他想躲开的究竟是什么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要想获知“历史真相”、要想“客观”，必须克服“党派偏见”或“意识形态偏见”，潜在的观念预设是：“党派偏见”百分之百的有害于学术，必须坚决清除。“党派偏见”有无正面价值？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党派偏见”能否推动、是否推动过学术的发展？是人们几乎不敢想，尤其是不敢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不言而喻、不说自明的问题：它阻碍学术的作用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什么了。在近年翻译过来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作者——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用许多事实澄清了这一问题，这一澄清对说明我们自己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也有启发意义。
在霍氏看来，“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霍氏说：以往的社会科学不能与党派偏见分开，并不能证明党派偏见有益于这些学科，只恰恰说明党派偏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党派偏见促进了科学进步的情况下，它才是有益的。它能够做到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就它为改变科学争论的地位提供了动力，从外部为科学机制注入新话题、新问题及答案的新模型而言，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霍氏断言：“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对于某些学术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霍布斯鲍姆的意见值得仍在用力躲避现实的中国史学界高度注意。“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并不必定导致“歪曲”真相，并不总是消极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某种政治信念和现实追求，就没有历史学家执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动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有直接关系，“先秦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分期有重大关系，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的争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没有所谓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历史”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主持修撰这些“历史”的人们。修史在这里几乎仅具有手段的意义。这一现象说明：满足现实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固然让人们肃然起敬，为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研究历史也绝非什么不光彩的行为，甚至更值得人们的尊重——心系现实比回到“象牙塔”严格说来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良知”。
如同前面所说，意识形态与学术关系的实质，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就学术与政治的最一般关系而言，严格地讲，学术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政治，因为二者规则不同。前者只应服从真理、跟着事实走，属是非之间的取舍，后者必须听命于权力，策略至上，属利害之间的权衡。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无法脱离于政治。前者说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后者强调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的相关性：学术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看来也不能不权衡利害。以往学术界的问题是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几乎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走向极端者则把学术讨论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对学术长达数10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以争取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这种要求显然在注意到了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它与政治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在下述两个主要的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独立的互相外在的现象来看，充分的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政治条件。如果公民（学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但是一旦将学术问题指为政治问题，那时，任何讨论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学术时刻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所以这种变学术问题为政治问题的可能随时都存在。第二，从学术自身的政治属性的浓淡来看，学术与政治既有“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譬如，中国上古史、中古史上的许多问题，基本与“政治”无涉，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相关性”的问题。但是，中国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与“政治”关涉度甚高，在中国现有“国情”下甚至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政治并非均等地出现在所有学术问题上。这有两种情形需要厘清，即“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性的政治问题”。前者说的是某些选题大体上可以作为不计现实利害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但又具有不可否认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属性；后者说的是某些问题带有直接的政治性或其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但可以从学术的视角或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观察和探讨。
从本质上说，学术与政治是难以完全区隔开来的，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也无法根本切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