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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方学会本版本信息及刊印考略
东方学会本是《新疆图志》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它版式精美，印刷质量较高，后来的影印本，如台湾文海出版社的《中国边疆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本等均以此本为底本。
1、东方学会本版本信息
东方学会本《新疆图志》印行最晚，质量较高，保存至今的数量较多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了44家收藏单位，即：
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石家庄图书馆，张家口图书馆，山西图书馆，辽宁图书馆，沈阳图书馆，旅顺市图书馆，吉林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兰州大学图书馆，新疆科学院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常熟图书馆，镇江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武汉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广东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北碚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只是收藏东方学会本《新疆图志》的部分单位，上文已有说明。东方学会本《新疆图志》印行于1923年，此时的印刷条件、图书发行流通条件、收藏条件以及全国的局势，都比通志局本刊行时有利于《新疆图志》的传播。目前收藏东方学会本的有些单位，如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著录。各家收藏单位的数量也不同，如国家图书馆藏有5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4部。
对于东方学会本《新疆图志》，各收藏单位的著录情况详略不同，但其基本信息相同，其中，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著录信息较为全面，具体情况如下：
国家图书馆著录信息：
题名与责任者：新疆图志 [普通古籍]：宣统 ：一百十六卷 / 袁大化修 ；王树枏；王学曾纂
版本项：铅印本
出版项：天津：东方学会， 民国12年[1923]
载体形态项：32册
著者：袁大化 修
附加款目：王树枏纂，王学曾纂
北京大学图书馆着录信息：
正题名及说明：新疆图志：[宣统]：116卷
其它题名：重校订新疆图志
主要责任者：（清）袁大化修
其它责任者：（清）王树枏纂
出版：民国12年[1923]东方学会
印刷：天津
版本类别：铅印本
外观形态：线装，31册（4函）
一般附注：牌记题：“岁癸亥东方学会据志局本重校正增补天津博爱印刷局印行”
这两条信息有些差异，因为不同的编目员对著录的项目及内容理解不同,因此著录时数据会有所不相同，但都符合《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的要求。东方学会本具体版本信息如下：
东方学会本共32册，分装4函，每函12册。铅印本。书高27.4厘米，宽19.3厘米，框高19.5厘米，宽15.4厘米。四周单边，单鱼尾，白口。半叶14行，行25字，小字双行，行50字。象鼻处题“新疆图志”，版心题分志名称，如建置、学校、土壤等，下题页码。封面贴签题“新疆图志”，而内封面题“重校订新疆图志百十六卷”，有牌记“岁癸亥东方学会据志局本重校正增补天津博爱印刷局印行”。
东方学会本是以通志局本为底本，参考宪政编查馆本整理出的一个新版本，它不但改变了通志局本的版式，改正某些印刷错误，在内容方面也有所删改。
2、东方学会本的校订及印行
关于东方学会本《新疆图志》的校订及印行情况，研究者均沿袭魏长洪先生的论述。魏长洪先生说：“1923年，东方学会请罗振玉重新校对后，删去袁氏的各志分序，由天津博爱印刷局铅字印行， 装订成三十二册，称东方学会版”。 “今流行的东方学会版《新疆图志》，经王国维诸先生与黄册抄本（即呈宪政编查馆本）校勘，对通志馆版订误甚多。” 魏长洪先生没有详述校订和印行的情况，也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可能出自采访参与编纂《新疆图志》的遗老所得。魏先生已经去世，我们无从考察其资料来源。笔者查阅有关罗振玉、王国维的资料，没有发现他们参与校订《新疆图志》的材料。王树枏在其自订年谱《陶庐老人随年录》中，对《新疆图志》的编纂情况有记述，但没有关于与校订《新疆图志》的任何记载。《新疆图志》是王树枏组织编纂，并亲自撰写了十余志，如果他参与校订此书，应该会在年谱中提及。
东方学会本《新疆图志》有牌记“岁癸亥东方学会据志局本重校正增补天津博爱印刷局印行”，癸亥为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东方学会是民国期间一个学术团体，由罗振玉发起，它“以研究东方三千年来之文化，约以哲学、历史、文艺、美术四类为宗旨”，参加学会者多为当时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如柯劭忞、陈三立、郑孝胥、辜鸿铭、徐乃昌、刘承干、王国维、罗振玉等。1923年6月，罗振玉开始筹建东方学会，至9月建立学会。东方学会成立后，即整理文献，刊布其研究成果。东方学会整理了很多文献，编辑了《东方学会丛书》，出版了《殷礼在斯堂丛书》、《史料丛刊初编》、《六经堪丛书》等数百种文献，《新疆图志》是其中的一部。魏长洪先生认为罗振玉、王国维参与了《新疆图志》的校订，应该可信，因为罗振玉、王国维研究西北史地、敦煌遗书颇有成就，他们关注西北史地研究成果，也有能力做这项工作。罗振玉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寓居天津，与在天津的清朝遗老、社会名流及学界名人交流论学。天津任凤苞“天春园”藏有大量方志，王謇称“南北第一天春园，山经地志不胜繁”，“ 专收集方志，以数十年之精力，所积孤本甚多，为南北第一”，宪政编查馆本《新疆图志》即藏于“天春园”。 任凤苞“天春园”藏书“从未秘而不宣，而是经常借给各地图书馆和方志学家进行交流，并且还允许传抄甚至翻印”，因此罗振玉等人有可能参考宪政编查馆本对通志局本进行校订。东方学会1923年9月成立，东方学会本牌记题1923年印行，所以校订《新疆图志》应该是在1923年9月至12月之间。关于校订的具体情况，由于尚未发现到有关资料，不敢妄加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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