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信仰观和实用观

谢文认为，“中国人由于具有对形而上学本体的感悟，也就是形而上学的信心，并坚信其真实性和正确性；加之又是以实践为其生活的最终目的，所以并不需要到上帝那里寻找精神安慰，而只要把自己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信心付诸活的实践中便可以了”。他认为，“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好处，如可使人变得虔诚和感恩；而实用也有实用的弊端，如能使人变得功利和善于投机。可是，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对任何事都不能求全责备，对信仰亦是如此”。这里几乎就是直接承认了我所说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至于如何评价，那当然是另一回事，要看现实生活的需要。

谢文正确地指出，“邓教授还残留了中国人的痕迹”。例如，我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怀着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政治实用情怀。但他反问道：“既然如此，那邓教授为什么还反感中国人的这两个特点呢？这是不是说，邓教授对自己身上的这两点也十分反感呢？”问得好！谢博士是读过我的《新批判主义》的，他应该在读第一篇文章（即“序”）《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时就知道了这段文字：

新批判主义除了继承“五四”批判精神之外，还特别突出了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内化和进一步深化。历来人们容易忽视的是，鲁迅的反传统首先是针对着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拷问、自我批判。(13)我对自己的自我忏悔和自我反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无神论方面，我试图建立一种无神论的真信仰，来弥补传统无神论没有信仰的不足；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我力图在理论上从中国人性最深处探讨人的自由意志和法权问题，为中国未来建立一种富含道义根据而不再仅仅着眼于实用效果的政治体制提供理论基础。这两点都需要对自己日常所遵循的人生指南甚至生活常规作深刻的批判。当然，在现有社会环境下，要完全改变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要努力突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所批判的东西都是别人的毛病，自己身上干干净净。鲁迅说过，在一大堆蛆虫中有一只特立独行的蛆虫喊出来：“我是蛆虫！”这就很了不起。

而这种对于真善美的精神层次的真信仰，当然也只是我的一个追求目标。我承认：“就目前而言，它只是在知识分子里面的一种设想，你要广大老百姓每天在赚自己的口粮的时候，还要相信什么真善美，那都是空谈。”但谢文在引述我这段话时把“就目前而言”这个限定语删掉了，结果就成了这样，仿佛我承认我的设想仅仅只是为知识分子设想的，并未为老百姓设想。于是谢博士质问我：“那你又为什么指责以往的圣人及士大夫与老百姓没有‘精神上的沟通’呢？如果邓教授真的那么关心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那你为什么不为他们设计一种信仰呢？可见，邓教授对以往圣人及士大夫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然而，我说得十分清楚，就是我的这种设想虽然“目前”只可能为某些知识分子所认可，但将来是有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的。所以，我在《在张力中思索》中曾这样回应类似的质疑：“我想我刚开始的这个设想主要是针对少数知识分子、有这个要求的一少部分人说的，就是说他们这种信仰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表达出来，就是把它写成文字，进入到文化、传播，影响到一些人。而且这个影响是有一个层次的，比如说哲学影响到伦理，影响到政治学，影响到文学，然后通过政治学、文学、伦理道德这些形成一股思潮。这就会对普通人有影响。”(14) 谢博士如果认真看过这本书的话，不会不知道我的这种“分层次”的思想。

谢文还对我批评严复和王国维以实用主义态度来翻译介绍西方典籍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引进一点西方名著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学术水平来挑剔他们，那岂不是有点缺乏历史常识了？”但是，学术的发展难道不正是后人“挑剔”前人的学术水平的历史过程吗？如果没有人挑剔，还把他们弄错了的东西当经典来引用（这在今天学术界随处可见），学术如何进展？我并没有否认前人的历史贡献，如果我写一部中国近代学术史，我当然会把他们的贡献和不足都考虑进去。但我的那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做学术史的全面评价，而在超出前人把学术提升一步，我所指出的问题难道不是至今无人看出的问题吗？怎么就“缺乏历史常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