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观

谢文说：“邓晓芒教授常常喜欢用‘自由意志’来泛指西方的伦理观，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从康德开始，才真正地把自由意志作为道德的根据。而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就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人和其他存在一样是受制于决定论的。”显然，“不准确的”恰好是谢博士。因为，第一，我从来没有用“自由意志”来“泛指西方的伦理观”。我之所以强调自由意志，首先是因为这是西方伦理观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不搞清这个概念就无法进入西方伦理学；其次是因为这恰好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尽量回避的话题，或盲点。第二，把自由意志作为道德的根据虽然是康德第一个明确提出来的，但也并非在以前没有蛛丝马迹。在康德以前，自由意志的存在和如何解释就一直是西方道德哲学的一个焦点问题了。谢文所谓“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就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要翻开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就可以读到：“一个人如果有一种能力，可以按照自己心里的选择和指导，来思想或不思想，来运动或不运动，则他可以说是自由的。”“因此，离了思想、离了意欲、离了意志，就无所谓自由。不过就有了思想、有了意欲、有了意志，亦不必有自由。”“自由要前设理解和意志”，“什么是自由——在人心底思想方面，同在身体底运动方面一样。我们如果有能力，来按照自己心理的选择，把任何一种思想提起来，或放下去，则我们便有自由。”⑧ 其实，从斯多葛派到整个中世纪，自由意志都被视为人类承担道德责任的根据，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了道德主体。即使那些在“原罪说”中否定自由意志的人，也不否定最初丧失自由意志还是出于人的自由，而不能把罪责推到上帝身上去。对此，我在《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中有系统的追溯，不再赘述。

至于谢文附和英美分析哲学家对康德道德律的“逻辑跳跃”的指责，其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依逻辑实证主义，一切道德、审美、信仰在语言上都是非法的，只有不说。这种流行于20世纪上半叶英语世界的过强的看法在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0）以后已经大大放松了，它尤其不适合于理解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但谢博士以为，一旦不能用形式逻辑来规范，就只有诉之于道德上的某种“洞察力”甚至“感悟力”，却正说明他对非英语世界的哲学是多么的陌生。就康德而言，他的道德律由“定言命令”来表达，虽然不属于命题逻辑，但可归于规范逻辑（道义逻辑），仍然适用于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不过，单纯依照形式逻辑从字面上是难以真正理解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他的“先验逻辑”是一种涉及内容的逻辑，这一点是英语世界的学者至今尚未搞清楚的，所以他们只能把康德描述为一个逻辑上低能的失败者。但由此而把康德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悟力”挂起钩来（如牟宗三所尝试的），则更是一种错上加错的误解。例如，谢文说：

自由意志为什么一定会选择善呢？康德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人的自由只是一种假设，所以人按照道德律做出的行动也只是一种可能。……儒家却很容易回答：因为人性本善，天理在上，良知在心。换句话说，儒家有道德的“形而上学的信心”。这段话表明，谢博士完全不懂康德。康德从来没有说过自由意志“一定会”选择善，他只说过：“理性也给出了一些规律，它们是一些命令，亦即客观的自由规律，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发生的，哪怕它永远也不会发生，并且它们在这点上与只涉及发生的事的自然律区别开来，因此也被称之为实践的规律。”⑨ 康德也没有笼统地说“人的自由只是一种假设”，先验自由的理念当然是一种假设，但实践的自由却是一个“事实”，“它的实在性……是可以通过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并按照这一法则在现实的行动中、因而在经验中加以阐明的”。⑩ 康德由纯粹实践理性所推出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心”，与儒家那种毫无道理的盲目“信心”相比，是艰难探索的结果。后者则正由于盲目和不加反思，所以的确“很容易回答”，只要说一句“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就行了。

谢文的“雷人”语录还有一些。例如，“英美分析哲学家之所以拒绝和反对康德伦理学说，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人性本恶的那一类人”，“对于人性本恶的人来说，最合适的伦理学说就是‘德性伦理学’。……实际上，德性伦理学根本无法涉及道德的形而上学……因为道德的形而上学是‘以善为本’的，所以他无法为‘以恶为本’的伦理学说奠定基础”。谢文所谓“代表着人性本恶的那一类人”是否可以简称为“恶人”？谢博士的意思似乎是，“以恶为本的伦理学”是用来对付西方那样的恶人的，只有如中国人这样的“善人”才有资格享受“以善为本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似乎不太像一个学者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