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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专栏>>邓晓芒

邓晓芒:形而上学的“围城”

——答谢崛博士

  2012年11月28日13:29  

四、认识和实践观

谢文按照通常的说法,把“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视为中西思维方式的概括,这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西方其实也讲天人合一、人与上帝合一,中国人也讲主客二分(如前引张载的话)。只不过西方的确是立足于分,而中国则主要立足于合。联系到知识和道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说西方的科技、中国的道德,或者西方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这都是一百多年前的陈词滥调,不知道谢博士为什么还在念叨。中国古代科技一度还是很发达的,只是缺乏科学精神;西方则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迥异于中国古代的道德体系。如果要作一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早期朴素的道德关系的确能以中国传统道德为典范,它为一个静止不变的传统社会的和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然而,如果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及历史的进步,则西方建立在知识论上的道德更具有可塑性和进一步深化的余地。换言之,注重认识论的西方伦理学可以在认识论中获得一种反作用力,因为想好了再做可以避免某种失误,也可以揭示某种隐藏的伪善;而中国传统伦理学排斥客观认识则容易使自己所认定的道德良知成为僵化的教条,甚至伪善的假面具,到头来沦为“以理杀人”的伪道学。

顺便说一下,谢文发现,“邓教授常常提到中国人的‘情感’,这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说,应该是‘情理’。中国人总是愿意把感情和道理或天理融会在一起”。其实,这个道理我在2000年的文章中已表述过了:“中国所谓‘人情’,并不是指个人一时一地的真实感情,而是根据宗法血缘关系推定的一种‘应当’的感情,一种规范化、制度化了的‘情理’,它并不注重个人当下自由自发的情感,而是着眼于社会普遍认同的‘常理常情’,个人的情感是必须服从这种常理常情的,否则没有任何价值也得不到任何尊重。这就是中国传统‘以道德杀人’、‘以情杀人’的秘密。”(11) 当然,我对此的评价与谢博士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

五、反思观

关于反思,谢文提出了一个观点:“有什么样的认知心理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反思形式。”比如说,西方人的心理结构是主客二分的,所以他们可以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照镜子”;而中国人的认知心理结构则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天人合一的,“由于这种结构,中国人无法把自己作为对象来认识,来反思。相反,中国人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整体来感知的”。所以,“中国人的这种反思方式也称得上是一种独特的反思方式”,与西方的方式各有优劣。“中国人的这种反思方式与其人性本善论是不可分的。如果中国人能通过此种反思方式保持善朴如初,严防伪善,那不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反思吗?如果你非要让一个性本善的人用性本恶的人的反思方式去反思,那岂不是让人‘无病呻吟’吗?”是啊,按照谢文的种族主义观念,中国人是善人,反思自己的恶就是“无病呻吟”;西方人是恶人,反思自己的恶是活该。“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比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罪行更令人发指的呢?难道德国人没有理由对自己的历史行为作沉痛而深刻的反思吗?假如他们不对自己罪恶的历史行为作如此反思,那德国还有可能脱胎换骨、重振国威吗?”可是,谢博士也是过来人,他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被称为“浩劫”的事情,但谢博士的论调恰好给我们长期以来不彻底反思提供了依据,也会为中国在未来重蹈覆辙埋下隐患。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人如果“无法把自己作为对象来认识、来反思”,他就已经失去了做正常人的资格,因为他缺乏人的最基本的心理结构即自我意识结构。医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自知力障碍”(insight),属于精神疾病的一种症状。“精神病患者随着病情进展,往往丧失了对精神病态的认识和批判能力,否认自己有精神疾病,甚至拒绝治疗,对此,医学上称之为自知力完全丧失或无自知力。……自知力是精神科用来判断患者是否有精神障碍,精神障碍的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的重要指征之一。”(12) 我们似乎不能把这种医学视为专治西方坏人的“西方的医学”;而且,就算是中医学,自知力的丧失也不是什么好事,叫做“痰迷心窍”。其实,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人,自我意识的反思功能是作为人所共有的本质属性;只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不重视这种功能,更没有从理论上对此加以探讨,现在只好从西方引进了。当然,知道自己有不反思的民族性,这也算一种反思;但如果以为不反思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反思形式,并以此而自豪,这只能让人摇头叹息。

(责编:张湘忆(实习)、张湘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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