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恶观

在有关善恶的问题上，谢文也有诸多误解。例如，他说，我对于“伪善”的揭示是出于对于这种人类弱点的“深恶痛绝”，因此要“不由分说地”将之“一棍子打死”，这未免太想当然了。实际上，我的这种揭示恰好不是“从感情出发”，而是“给予理性的分析”的。这种分析来自康德的启发。康德把伪善视为人性中的“根本恶”，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恶更恶”，而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恶更“根本”（radikal），因为它埋藏于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源头之中。这里面有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性恶论的背景。康德本人何尝不知道伪善总比赤裸裸的野蛮要好，他在《实用人类学》中专门辟出一节来谈“可以允许的道德假象”。他说：“人总的说来越文明便越像个演员。他们领受了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庄重和无私的假象，而不用来欺骗任何人，因为每个别人倘若并不那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对此也还是赞同的。而且世风如此也是极好的事。”然而尽管如此，“只是在我们自身中，善的假象必须毫不留情地去掉，而虚荣心用来掩盖我们道德缺陷的面纱必须撕开”，以免人自以为清白，可以虚骄无忌。⑦ 当我批判儒家的“乡愿”时，很多人立刻把我理解成像儒家那样主张做一个心地纯洁的君子，却没有看出来我要批判的不仅仅是“乡愿”本身，而且是儒家对“乡愿”的那种批判方式，即“返身而诚”的方式。我指出，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最根本的“乡愿”，即自以为真诚，凡是发现自己不真诚的地方，就自欺欺人，标榜自己“本质上（或出发点）还是好的”。换言之，我的批判不是要人做一个“无私无欲”的圣人，而是揭示出没有任何人可以自认为圣人，人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内心中的根本恶，永远要给自我反省留下余地。

显然，谢博士对我的误解也正是出于他自己的儒家性善论。他说：“‘老实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安分守己、心地又比较善良的人，所以中国人看重他。相反，‘正义’是相对于‘不正义’而言的……只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人才强调‘正义’，为的是与‘普遍的不正义’抗衡。而中国是‘乐感文化’，是‘性善文化’，不正义的现象并非像西方那样普遍（这并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不占首位），因而强调正义与中国的现实不成正比。所以，在中国更强调‘安分守己’、‘安身立命’。当然，随着自由经济的侵入，当今中国社会中不正义的现象会有所增加，应当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谢博士的天真。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所谓“老实人”往往是不可靠的，要么是智力有点问题（这种人做“老实人”比较划得来），要么是“乡愿”之徒（这种人往往有大野心）。中国人表扬老实人主要不是由于他“心地比较善良”，而是因为这种人最好统治。谢博士说西方人提倡正义恰好说明西方人缺乏正义，甚至不正义的现象比中国还普遍，这实在是以己度人。在中国，最讲道德的时代可能也就是道德最为沦丧的时代。但西方人讲正义并不是流于空谈，而是建立了一套现实可行的法律制度来保障正义，这就能够遏制那些“不正义现象”，使之转化为“正义现象”，达到两者“成正比”。相反，中国强调安分守己，无非是让老百姓不要觊觎统治者的特权（安自己的“分”），让不正义现象成为常态，这是靠压抑人的正当需求而达到社会稳定的做法，长此以往是很危险的。西方自由经济的“侵入”使不正义的现象不再是常态，而成了不再能够被容忍的腐败现象，所谓不正义的现象“有所增加”不过是曝光率的增加，恰好是对正义的呼唤，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难道还要继续让正义的声音与腐败的现实“不成正比”，才是中国社会的出路？

谢博士下面的说法就带有种族主义之嫌了：

中国是一个伦理大国，她的善表现在她的安分守己，乐于助人。……中国人没有扩张和称霸的本性，当然也就不愿意花费和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让自己在军事上强盛。中国人的善恰恰表现在他们不知道“恶”为何物。……西方代表了人性本恶的势力，因为他们有侵略和扩张的本能，也就是贪婪的本能。只要有恶的本性，总是要表现出来的。假如你没有恶的本性，不管你怎样，你都会遭到恶势力的欺负的。世界上的民族，不可能都是恶的，也不可能都是善的，而是善恶混杂。中国正好摊上了善的本性，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不知道谢博士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说一个民族的本性是善的，另一个民族的本性是恶的，至少我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真正的思想家那里听到过这种怪论，除非在德国纳粹那里。而且，中国人没有扩张和称霸的本性，他们又是如何形成几千年的庞大帝国疆域的呢？想想春秋争霸、秦始皇灭六国、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哪一件事不是出自“贪婪的本能”？这与一个民族的“本性”有关吗？直到今天许多人（包括谢博士在内）还在无限留恋过去的“辉煌”，力图重振雄风，这是否也开始“不安分”了呢？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是不足为凭的，他所看到的中国是衰败没落了的中国，这时中国当权的人关心的不是统治更多的人民，而是如何维持对现有人民的统治，这才显得整个国家有种无暇他顾的内敛性格。至于对于老百姓，我们同样也不能简单地用“善的本性”与“恶的本性”来区分。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不但在纳粹时期到处蔓延，而且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是司空见惯的。谢博士以中国人的本性“太善良了”来解释我们近代受西方列强欺凌的现实，这顶多属于网民愤青论调，难道比用中国近代的落伍来解释是“更深刻的解释”？果真如此，那事情就简单了：我们请谢博士列出一个等级表来，从“善良”到“邪恶”排一下座次（或划一下“成分”），就知道我们如何应对国际事务了。当年希特勒就是这样干的：纯种日耳曼人最优秀，犹太人最邪恶，中间是罗马人（意大利人）、西班牙、英、法、斯拉夫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