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跨越”设想虽因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释力而受到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但同样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不能用所谓国外学者的不重视来否定国内学者的研究和“跨越”设想的历史地位。

“否定论”论据之四：苏联学者、西方学者对所谓“跨越”设想并不像中国学者这样感兴趣，这说明：这一设想只是某些中国学者的理论杜撰，而非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渊源的刻意寻找，而非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再现。

国外学者关于“跨越”设想的研究是与其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紧密相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外有关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国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影响和推动的。

就西方学界而言，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题，发表了马克思晚年笔记。这标志着“晚年马克思”的“发现”，并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晚年马克思”研究热。几年之内，该书连出三版，并接连出版了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等多种译本。有日本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宣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就成为日本学界反复探讨的课题，并且日本学者比其他国家的学者表现出更大的研究热情，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14)。

苏联很早就掌握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有关资料，但由于理解和判断上的失误，马克思的这份珍贵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被束之高阁。同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而言，苏联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对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的关注要早一些，1924年就第一次将之用俄文发表。苏联理论界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和复信草稿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是当时的研究比较零散，还不够系统和深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学术界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引起了苏联理论界的关注，他们也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对马克思晚年手稿的研究。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前后，一批学者开始发表高水平的相关研究论文，并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如鲁缅采夫的《原始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安德烈也夫的《马克思主义史的手稿篇章》等。

大体看来，国外学者围绕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并结合他的晚年笔记，主要就“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关系、俄国民粹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社会形态发展的“单线”与“多线”、马克思在发展理论上的贡献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其中，巴西的多斯桑托斯特别提到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认为这一设想对于依附论有着重要启示：第一，落后国家不一定要走欧洲的道路，不一定必须经过同样的阶段，它们甚至可能“躲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创造一些独特的历史形式；第二，在考察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从而把它同其他的进展和自身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联系起来(15)。

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并非单单中国学界感兴趣，更非某些中国学者的理论虚构。实际上，马克思的部分有关文献在我国早有译本，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笔者看来，推动国内有关研究的动因有三：(1)国际学术界“晚年马克思”研究热的兴起。在对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国内学术界较快地了解到国外有关研究动态，由此启动了此项研究。当时有学者明确提出，鉴于国际上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热“在几十年以后才波及国内，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一次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我们无论如何要迎头赶上。‘落后是要挨打的’，这个道理在理论研究中也同样适用”。(16)(2)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由于“跨越”设想有着与马克思早先思想不同的理论视角，因此，它展现了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显示出巨大的理论魅力，引起了研究者的强烈关注。(3)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巨大挫折。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17)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因此，作为理论上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论根据的探源，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设想自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特别关注。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8)对待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我们也应该按照这个要求来把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系统了解“跨越”设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才能弄清楚其得以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和具体条件，才不至于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也不至于用马克思的早先思想来否定晚年设想，用恩格斯来否定马克思；更不至于用掌握得并不准确的国外研究现状，来消解和贬损国内研究的意义。

当然，我们肯定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设想，但并不赞成从理论上过于拔高它的做法。在此问题上，我们不要将自己演绎的“跨越”设想强加给马克思，要着力避免过度解读和思想僭越。马克思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道路，但这只是一种比较粗略的设想，相比其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分析而言，理论的系统性显得不够，这也是客观条件使然。此外，俄国后来的社会道路并未如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所愿发展。但那属于价值评价的范畴，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历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