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与俄国革命时代相比，虽然同样处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其历史任务又有着较大的的区别:首先，他们已经不需要花费像当年俄国革命者那样大的气力去从理论上回答“要不要进行”与“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因为十月革命已经用成功的实践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被看作“纯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有实践结果为根基的真理了。成功实践的巨大力量，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其行动有了具体的“历史坐标”，另方面又使榜样的力量极易成为僵死的教条。其次，旧中国不但资本主义的总体发展水平相对低下，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而且其经济成分与阶级矛盾异常复杂，中国革命具有显著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上述矛盾决定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就是如何实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这一“结合”任务完成的关键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指导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解决中国具体、复杂的历史任务时，成为一种更易理解与“操作”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应当说，毛泽东思想完成了上述历史任务，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的进程。具体地说:

　　1．毛泽东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言简意赅的、具体的、动态的、直观生动的、易于“操作的”方法论——实事求是，它是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并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方法论。

　　2．毛泽东将辩证法发展为一种更具实用性与指导意义的实践的辩证法、认识的辩证法。毛泽东的《矛盾论》一文是在对大量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活动反思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精辟地指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他强调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仅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第一次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分析与解决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体系。此外，他还紧密结合具体的实践，生动地阐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

　　（三）毛泽东同志将认识论具体“改造”为实践的认识论。为了深刻反思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指导撰写了《实践论》一文。文章结合具体实践详细论述了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特点及其辩证关系，论述了“唯理论”、“经验论”及“左”右倾机会主义同具体实践运动之间的关系，并且论述了人类认识以实践为主轴的发展的全过程。此外在对具体实践的反思中提出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其意义就在于我们党把人民群众这一历史的主体具体引入了实践过程中，引入了认识论，引入到具体的工作方法之中。由此，使历史的主体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由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各组成部分丰富与发展为易于理解与“操作”的方法论，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便在理性的具体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纵观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壮阔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方法论具体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诸方面中，体现在各种具体的思想、原则，路线、方针、政策之中，体现在各种策略之中，体现在各种精妙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领导方法之中, 由此确保着中国革命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四

　　当一个国家的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一定程度时，革命的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就逐步开始发生变化，因为此时虽然在国家的许多方面与领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旧社会的痕迹，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此时的社会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创造物”——是无产阶级按照马恩的设想与自身理解的创造物。因此，此时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更多地要从自身去寻找。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处于这一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主要是需要根据自身已有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性的“自我反思”，甚至是“自我否定”，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寻找新的更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即是说，此时邓小平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大量已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践史的规律。

　　要想重新认识马恩未能预见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类实践史的规律，首先必须解放思想。针对新的历史环境与任务，邓小平及时提出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实质上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具体体现，因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自我否定”是辩证法的最高体现，具有“自我否定”的理论体系才是最具生命力的理论体系！

　　上述历史条件及其需要解决的矛盾也决定了邓小平对辩证法运用的特点:在坚持必要的矛盾斗争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矛盾同一性中矛盾双方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关系的理解与思考。如他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揭示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相互渗透的关系。他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思想，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也揭示了二者之间相互渗透与贯通的关系。此外，他关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的论断，关于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等，都体现与贯穿着相互矛盾着的事物之间互相贯通与渗透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