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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孫犁在小說《鐵木前傳》中對鄉村女性的書寫達到了極致。他寫九兒：“九兒的臉，被爐火烘照著，手裡的小錘，丁當地響在鐵砧上。這聲音，聽來是熟悉的……在她的幼年，她就曾經幫助父親，為無數的戰士們的馬匹，打制過鐵掌和嚼環。現在，當這清脆的錘聲，又在她的耳邊響起的時候，她可以聯想：在她的童年，在戰爭的歲月裡，在平原縱橫的道路上，響起的大隊戰馬的鏗鏘的蹄聲裡，也曾包含著一個少女最初向國家獻出的，金石一般的忠貞的心意！”而寫大家眼中看似有些“落后的”小滿兒，他的筆觸也是滿含深情：“炎夏的夜晚，她像螢火虫兒一樣四處飄蕩著……常常有到沙崗上來覓食的狐狸，在她身邊跑過，常常有小虫子扑到她的臉上，爬到她的身上……在冬天，狂暴的風，鼓舞著她的奔流的感情，雪片飄落在她的臉上，就像是飄落在燒熱燒紅的鐵片上。”
從“她們”——這些新農村女性的文學形象隊列中，我們看到祥林嫂、愛姑們已經退場了，看到了曾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村女性的“新人”誕生，同時也看到了“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馬克思語）的形象化表達，當然更看到了一代人民作家所傾情傳達的真實而可喜的時代發展和民族進步。
一個民族的歷史，從來都是由這個民族一代人接著一代人鑄就的。人民，從來都不是概念，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個體的人。這些具體的人，在所處時代的某些時刻打動作家，才有了所謂的“文學人物”。而這些文學典型又以藝術的方式打動著閱讀到“他（她）們”的人。這就是文學生命力的奧秘所在。而在“真實的人（原型人）——作家（創作者）——文學人物（典型人）——閱讀的人（接受者）”的全面培育與藝術循環中，最重要的一項是作家自我人格的鑄造。文學是人格的投影，這是每位作家都不可回避的“煉心術”。
而心在哪裡，標志著一個作家一切藝術與言說的起點。當年作家柳青為了這顆“心”的歸屬，辭去縣委副書記職務，在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寫出了《創業史》。重讀1972年柳青寫的《建議改變陝北的土地經營方針》，很難想象，寫出《創業史》的作家會在“坡地—梁地—谷地”“果樹—桑樹—糧食”上事無巨細地投入思考。他通過對法國南部地中海沿岸加龍河下游葡萄產區和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蘋果產區的考察，得出的結論是“陝北地區的氣候、土壤和地形是天然的最理想的蘋果產區”。他還從十八世紀的英國說起，勾畫出農業結構調整后延安、綏德、榆林的風貌，他暢想著在這些地方修筑水電站，“為了便於管理和使用，可修三至五個大型水電站”。還有鐵路，“先修最重要的一兩條線與華北和關中相通，再修次重要的兩條，還需修境內支線”。特別是他提到希望這個地區的經濟盡可能得到充分發展，跟這個地區的光榮歷史相輝映，至今讀來還令人動容。柳青的夢想，今天都已經實現了。
這篇文字，在文學史上無法與他的《種谷記》《銅牆鐵壁》《創業史》比肩，也遠沒有《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在讀者中影響廣泛，但它打開了通向作家創作奧秘的一個甬道。柳青之所以能寫出《創業史》，不僅在於他住在農村、深愛農民，還在於他對於農民福祉有著真切的憧憬。這個出發點，通向著為給集體買稻種，從渭河下游坐幾百裡火車，卻舍不得花兩角錢住店的蛤蟆灘的小伙子，也連通著“王家斌—柳青—梁生寶”這三個“人”共同跳動的、灼熱的心。
柳青這顆愛人民的“初心”，正如孫犁在《文學和生活的路》中所言：“要想使我們的作品有藝術性，就是說真正想成為一個藝術家，必須保持一種單純的心，所謂‘赤子之心’。有這種心就是詩人，把這種心丟了，就是妄人，說謊話的人。保持這種心地，可以聽到天籟地籟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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