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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至1961年，茅盾發表評論、紀念魯迅的文章將近30篇。在茅盾本人的文學實踐中，不僅可以看到農民到民族資本家形象的跨越，而且可以看到孫舞陽（《蝕》）、梅行素（《虹》）、張素素（《子夜》）等新女性的形象，她們與祥林嫂、愛姑、子君有著不同的風貌。“新人”形象的誕生，是時代對於作家創作提出的新要求，同時也見証了文學與時代攜手同行的進程。
在反映現實的深度與廣度上，魯迅、茅盾的作品風格不一，但不約而同地對時代的發展歷程有著敏銳的反映。而在對時代的文學表現力上，魯迅在創作方法方面的創新，提供著重要的啟示。正如茅盾在《讀〈吶喊〉》中所激賞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並稱魯迅為“創造‘新形式’的先鋒”。的確，《吶喊》中的作品，篇篇指向現實、言說現實。魯迅的文學觀是“為人生”的，但他的文學表達從來不是單一乏味、故步自封的。他“放開度量”，大膽而無畏地“拿來”象征主義、表現主義和印象主義等現代創作手法，在語言上力求革新，在人物塑造上更是將“我”也“燒進去”，使其現實題材創作呈現出高邁的境界與獨異的風格。這種以“新的形”“新的色”來寫出“自己的世界”的創新性，為我們思考現實題材創作的多種可能性樹立了榜樣。事實証明，這種藝術的獨創非但沒有掩蓋現實的光芒，反而讓我們在歷經百年之后還能震撼於文學介入現實的思想力度。如何在直面現實的同時保持對於藝術的敬畏，魯迅貢獻了一個作家的所思所為。
當然，藝術不隻有從外部“拿來”，更有對內在的“傳承”。魯迅之后體察農民最為深切的作家，應該是趙樹理。
趙樹理的筆下，雖然還有二諸葛、福貴、三仙姑、小飛蛾這些人物，延續著閏土、阿Ｑ、祥林嫂、愛姑們的命運，但更多地出現了小二黑、小芹、鐵鎖以及“老槐樹下的‘小字輩’”這樣的“新的人”。農民中“新人”形象的出現，使中國新文學從對“個人”的關注而跳躍到對於“人民”的塑造。正如有人所言，“這裡的‘人民’不再是五四時期需要被啟蒙的大眾，而是歷史的、能動的主體”。這一主體的發現，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人民放在文藝創作的主體地位上的指導與引領密切相關，同時也與一個生於農村、了解農民、熱愛農民，發自內心對農民利益關心，願意以才智和熱情書寫農民並供農民閱讀的作家的自覺意識不無關聯。
那個時代，因為有趙樹理的文學實踐，我們今天才能相對完整地看到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區人民的生活情景，了解當時晉東南和晉北百姓的生產勞動、生活習慣、婚喪嫁娶、心理嬗變，並在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田寡婦、潘永福這些具體的農民身上看到人民的成長和人民的向往。趙樹理的小說，堪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但是這面鏡子不是生硬地反映，而是力求照出人的生長性，更確切地說是農民的人格成長。
比如，《小二黑結婚》中的青年為爭取婚姻自主而喊出“送到哪裡也不犯法！我不怕他！”比如《福貴》中的農民在經歷了“由人變成鬼”和“由鬼變成人”之后，發出的那聲對族長的響亮質問：“我不要你包賠我什麼，隻要你說，我是什麼人！”這裡對“我”和“人”的雙重追問，振聾發聵，意味著舊的世界在人的心理上已經崩塌了、終結了，在小二黑身上再也看不到閏土們的懦弱，在福貴身上再也看不到阿Ｑ的奴性，而是一個個已然“站起來”了的農民形象。人的成長、人的解放、人的覺醒，尤其是社會最底部、最多數農民的精神覺醒，讓我們看到了以激情燭照現實、以進取歌唱新生的解放區文學現實主義創作中的理想主義氣象。這種氣象不是理想化的拔高，而是作家對現實農民狀況的真實反映。
而且，趙樹理的寫作，是基於他對農民精神成長的深度理解，寫作過程滿懷喜悅。有評價說他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方面都有准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他受之無愧。周揚1946年8月在《論趙樹理的創作》中寫道：“趙樹理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以農民的語言、農民的思想，寫農民生活的作家。”1962年8月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上，他再次評價道：“中國作家中真正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的，沒有一個能超過趙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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