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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傳統社會神性立法權的剝奪所導致的意義根基的瓦解是價值虛無主義的核心內涵，它表明人類在沖破神性強制的同時也割斷了與自身相連的精神血脈，從而失魂落魄、無家可歸。個體的價值性與意義感隻有在整體、持續的關聯性中才可獲得，個體惟其在所棲息世界的背景坐標中尋求到自我的“身位”之時，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充盈與存在的價值。傳統社會正是以目的論的理念、靈魂、人格等神性概念為前提，預設了其客體性與不朽性，整個世界都被理解為隻為彰顯神性理念而存在的神聖客體，是諸神的至上戒律、生命的神聖節律、上帝的至真至善的最好証明，包括個人在內的任何事物都成為神聖價值鏈條中的特定環節。他們的存在不再是任意的，而是體現了一種內在的根據和目的，個體便在分享神聖的永定之光、從整體性的規約和反思中獲取自身的價值和意義。正如查爾斯·泰勒所言：“人們過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種情況下，這是一個宇宙秩序，一個‘偉大的存在之鏈’，人類在自己的位置上與天使、天體和我們的世人同儕共舞。宇宙中的這種等級秩序曾反映在人類社會的等級結構中。人們過去總是被錮鎖在給定的地方，一個正好屬於他們的、幾乎無法想象可以偏離的角色和處所。”①因此，個體必須從這種等級秩序之中、價值秩序之內尋求自己特定的角色，履行自身獨特的功能，從而獲取先在整體性所賦予的德性、現實自我的價值與人生的意義。這種價值供給形態與意義輸出方式直接根源於傳統社會同質性、未分化的等級性社會結構，因而需要統一的絕對價值，即涂爾干所言之“集體意識”來塑造社會成員一致的價值情感與價值信念，實現共同體的整合。
傳統社會呈現出神性強制與意義充盈的深刻悖論，因為個體必須存在於先驗的、穩定的社會等級秩序之中，隻能在“神聖”的價值秩序內尋求自己的位置、身份與意義。誠然，這的確使個體能夠與更為廣闊的世界和共同體建立內在的精神關聯，通過理性的沉思便可克服自我行為的任意性，獲得生命的圓融和人生的意義，呈現自身客觀而穩定的自在價值，然而對於個體而言，這種價值和意義的獲取方式不僅具有很大的強制性，更抹殺了其獨特的個性與生命的自由，淪為神聖共同體與神性價值的工具。因此，破繭而出的自由主體對神聖整體性的分化與瓦解便具有當然的合法性，從而推動著傳統社會向現代文明邁進。人類自由的深化使最高神性價值的廢黜不可避免，然而，“溫馨的強制”與“殘酷的自由”的極端跨越，使個體剛剛逃離了強制，又陷入了無根的漂泊，不再受到傳統等級秩序權威和神聖目的論發號施令的人類意志卻飽嘗著理性化角色的分割之苦，從而使自身支離破碎。原子化的自我儼然成為承載角色外衣的衣架，不再具有客觀實在性和穩定連續性，他可以扮演任何角色，也可以從任何情景或特性中抽身而出，碎片化的生存使人們失去了穩定的存在和行為的目的，不再擁有精神的歸宿與意義的皈依。社會的整合越來越訴諸外在於一致信仰的法律契約，共同情操與文化紐帶日益式微和渙散，人們失去了彼此之間深層的精神價值基礎，這樣建立起來的“一致性”只是依靠於博弈關系所取得的權利和義務的暫時性利益平衡。現代社會建立在泥沙般鬆軟的價值地基之上，無任何束縛和限制的人類意志使社會價值秩序注定成為多元相對主義的“諸神之爭”，時代的價值命運將是無休止的爭吵和諸神的沖突，將是價值與世界觀之間一場永恆的戰爭。誠如馬克斯·韋伯所言：“這裡有不同的神在無休止的相互爭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於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從墳墓中站了起來，既對我們的生活施威，同時他們之間也再度陷入了無休止的爭斗之中”。②植根傳統社會的絕對價值將過去引入現在與未來，它使人們的內心形成穩定的家園感和方向感，是凝聚民族的良知與神聖感的強大力量，更成為鏈接社會共同體深層的文化紐帶與維系民族共同體內在的文化生命，割斷了與它的血脈，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沼，必然導致深刻的精神價值危機，一種因缺乏穩定的質性價值而生存空洞、無家可歸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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