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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中華文明圈的解構看當代中國文化戰略
中華文明圈解構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如果說以往我們與東亞鄰國可以構成文化意義上的“我們”，至少是在文化上彼此親近的“我-他”，那麼現在則越來越成為彼此疏遠的“他人”。這個情況對中國的“復興”構成了嚴峻挑戰，但營構當代文化復興戰略的決策者們對此似乎還缺乏足夠意識。
盡快對已然消逝的中華文化圈缺乏了解，但國內還不乏論者對起勁地論証“中華文化復興”或“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這樣的口號固然含有一種盛世緬懷的意味，但其實在內涵上是很不清晰的。
“中華文化復興”所具有的盛世緬懷意涵是顯而易見的：古代中國素有“盛世修文”理想，唐初修《五經正義》，宋初修《太平御覽》，明初修《永樂大典》，清代乾隆修《四庫全書》。所有這些都傳遞著一個意識--沒有“文治”的時代稱不上“盛世”！大約正是出於這個意識，如今國家投入巨資支持佛藏、儒藏、道藏等各種“藏工程”。
但“中華文化復興”單靠“述古”是不夠的，還需催生出偉大作品。因為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素來相信，“偉大的時代必有偉大的作品”。如今的時代在經濟社會方面已經足夠偉大了，但“偉大的作品”卻總是難產，“大師”更是越尋覓越少，這是相當急人的。為此，國家出面推動各種“精品工程”。遍查當今世界，中國或許是命名精品最多的國家。如今國家又為文化發展規劃了更多宏偉目標，比如在多短的時間內早就多少一流大學，打造多少一流大師，生產多少一流電影，貢獻多少文化產值。上行下效，中央政府的一個文化工程到地方可分解為無數個文化工程或以文化為名義的工程。總體來看，今天的文化發展聲勢很大，氣氛很喧鬧，硬件設施很堂皇，產值遞增也很快，但好像惟獨缺少些“使文化成為文化”的東西。套用一句當今流行的政策語匯：今天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進入了一個“外延性高增長”階段。
“中華文化復興”不僅應著眼於國內，更要努力“走向海外”。如今的“走出去”戰略依然體現了上面說的“盛世緬懷”意識。無論漢唐還是明清，中國文化都不僅是一國文化，而且是一個地區的文化，或者是當時人們視野中的“天下文化”。如今，隨著儒學的衰亡，佛教的式微，漢字文化圈的解體，禮儀之國風范的喪失，中華文明圈已經不復存在。如何復興那個往日輝煌？這又成為國家的重任。然而這種走出去戰略依然表現出強烈的“外延性高增長”特征。為應對英語統治世界的現實，為應對法語培訓中心、歌德學院、塞萬提斯學院和日本文化中心等向世界推行自己語言文化的現實，國家把爭奪對外“話語權”當做一項重要戰略。2004年第一家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落地。以后，幾百家學院以特有的中國速度遍布世界。人們希望以漢語為媒，讓中國的“先進文化”影響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在經濟發展上走了一條“外延性高增長”道路。如今為消除它對環境、資源和創新能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國家提出要轉變發展方式，提升“內涵性增長”的能力。但由於積重難返，這個轉型舉步維艱。現在，這個“外延性高增長”模式又在文化領域得到復制。但文化的本性隻與自由創造有關，文化發展最需要的是自由創造的條件，因而文化本來就是一樁“內涵性增長”的事業。從這個意義看，“外延性高增長的文化”就是沒有文化的文化。
其實，按照“外延性高增長”模式，文化即使走出國門也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它不具備實質性的文化影響力。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曾舉國一個前蘇聯的例子。這個國家自1929年起開辦對外廣播，最初其語種隻有德語、法語和英語，1933年增加到9個。到了1986年，這個數字竟達到75種（中國如今是40余種）！這個數字至今仍是無與倫比的。但這些數據決不表明這個國家獲得了真正的文化影響力或“軟實力”。事實上，1986年后僅僅5年，蘇聯便宣告解體了。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如果非得在“文化權力競逐”的意識下觀察地緣文化的影響力，那也應當意識到，“文化權力競逐”的最終基礎是“價值競逐”。事實上，約瑟夫·奈在界定“軟實力”概念時首先強調的就是“價值”概念。正是這種價值確定了某種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內在的吸引力或感召力。什麼叫“吸引力”或“感召力”？十多年前，美國人奈斯比特針對當時流行的high tech（高科技）一詞發明了high touch的說法，漢語譯界把它通譯為“高文化”，這個譯法在我看來未能盡善。實際上，漢語對high touch早已有個現成的對應語，那就是“直指人心”。“直指人心”是文化魅力或文化影響力的真正的和終極的根據。中國古人說“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險”，這個說法雖極端卻不失根本。對一種地緣文化或地緣傳統來說，它的“德”應當是一種煥然彰顯、直指人心的道義力量。從這個意義來看，強調文化是一種“軟實力”，或想在權力競逐中爭奪話語權，從根本上說就是要使自己的文化在道義上對他人產生出強大的吸引和誘致力量。
然而正是在這種價值構建上，我們過於強調中國特色，就像我們在其他領域中也反復強調特色一樣。“特色”意識本來應當是一種具體性意識或復雜性意識，而它一旦過度，就可能蛻變為一種拒斥普遍性的特殊性意識，變成一種傾向於在一切問題上自言自語的“隔離”意識。這就是本文所說的“特色拜物教”。
那麼，怎樣才能使我們的文化對國人、對鄰國的人、對世界彼岸的人都具有煥然彰顯、直指人心的道義力量呢？那就要考慮如何使我們所意願的價值同時也成為他人意願的價值。這樣的價值取向才是當年影響東亞地區的“中華文明”得以形成的根基--當時的漢字、儒學以及相關典章制度不是依靠強力推行於四海的，而是四方之人主動學習復制的。由此而論，“文明”這個概念就不僅像亨廷頓所說的那樣，是“文化認同”的最大單位。“文明”從根本上說應當被視為一種地緣性文化的本質。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文化是否值得稱道，主要看它能否成為一個令他人熙然向往的文明典范。據此可以得出結論：中華文化能否得到復興，關鍵要看這個民族能否為當今世界提供令人向往的文明典范。而這個典范能否形成，關鍵要看它是否擁有一套同樣為他人意願的核心價值。
本文發表於《戰略與管理》2012 N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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