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是“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五四”運動爆發后，張聞天投身愛國民主運動，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被鄧小平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熱情戰士”。他站到了時代的思想前沿，較早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在此方面主要有四個貢獻。

　　貢獻之一：嘗試用唯物史觀“進窺”中國社會問題

　　“五四”時期張聞天嘗試運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說明中國社會問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張聞天於1919年8月在《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發表的《社會問題》一文。文中指出：“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這表明張聞天已經找到從唯物史觀出發認識社會發展的科學入口。對於如何進一步認識社會，張聞天認為：“要進窺中華民國的社會之先，不可不曉社會的變遷。”“按馬克司惟物的歷史觀，吾們可以曉得，社會問題經了四大變動。”第一個時期是人類的原始時期，人類較少，物質充裕。這個時期人與人之間 “沒有壓制，沒有爭奪”，“大家安寧過一世罷了”。 第二個時期，人類逐漸增多，物質漸漸不夠用。“一群中比較聰明，而且有武力的人，憑借他的聰明去掐造種種鬼神的迷信，憑借他的武力之絕對服從的信條”。顯然，這裡指的是專制時期。第三個時期，人類越來越多，物質愈發不足。這個時期人類要竭盡全力用復雜的辦法自願去生產。因此，第三個時期是共和時期。第四個時期，人類進入互助與合作時期。伴隨著人類思想的進步和死亡原因的減少，物質越來越不夠用。人類“不得不用全局的計算，合最大生產力，行最完滿的分配的經濟方法。所以在第四個時期是互相互助的。”在用唯物史觀分析了社會變遷之后，張聞天從實際出發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民國元年，專制一變為共和，《約法》由國民代表議定，定的很公公正正的。這是馬克司第三時代。”而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現的變專制為共和的“第三時代”，被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廢棄了，民國七年，“元年《約法》廢，由馬克司第三時代退至第二時代”，中國依舊退回到了封建專制時代。張聞天在唯物史觀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遷理論來判斷中國社會，指出了當時中國社會所處的階段。他的這種判斷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也是符合當時中國實際的。

　　《社會問題》一文是“五四”時期知識青年中最早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之一。其中關於社會形態“四大變動”的觀點，見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論述：“大體來說，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能嘗試運用唯物史觀來認識中國社會問題可謂鳳毛麟角。李大釗最早運用“唯物史觀”這個概念，見於1919年8月17日的《每周評論》第35號《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而年僅十九歲的張聞天幾乎在同一時期重視並運用唯物史觀來觀察社會問題，使他不僅在思想上站到了時代前沿，更在行動上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

　　貢獻之二：明確提出了工農革命思想

　　“五四”之后，張聞天通過總結和反思，逐步深化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在比較了俄國革命勝利的可借鑒性之后，明確提出了工農革命思想。他在《“五七”后的經過及將來》中反思道：我們“費了多少金錢，費了多少精神，犧牲了多少，要廢除密約，要懲辦國賊，要爭回青島，要挽留傅、蔡……但是，所要求到的不過一道免除曹、陸、章得命令”。他認為：“南北議和，不過彼‘官派’、‘飯桶’安置會議，對於吾們小百姓沒有絲毫利益。”北洋政府“養了文官去刮地皮、得回扣﹔養了武官去殺人、搶劫、放火、販賣煙土﹔養了那警察去做一二個人的爪牙”。因此，他不無感慨地認為民眾犧牲如此之巨大，努力如此之卓絕，而結果不但不能如願，反而弄來弄去，恐怕會弄到毫無結果的地步。失望之極的張聞天啟發民眾說，“吾們現在要想想看，用哪一種的手段方才可以完全達到吾們的目的。”同時，張聞天通過總結歷史教訓以警告民眾：“（1）不聲不響無用﹔（2）空文鼓吹無用﹔（3）電報戰爭無用﹔（4）切實勸告無用﹔（5）奔走呼告無用﹔（6）奔都請願無用。這無用的，現在吾們不要去做他。吾們現在隻要此六件之外想一個什麼樣的方法，這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對於採用什麼方式來實現徹底之解決，張聞天提出用革命的辦法來一個徹底解決。對於革命的目標，他認為，“革命的目標自然是鏟除士大夫階級”。至於如何革命，革命的主力是誰？他認為：“這大約是同歐洲舊式的革命差不多。不過起來革命的要是勞農界人（即工人和農民）。”

　　張聞天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中看到辛亥革命的教訓在於沒有以“勞農界人”為主要力量。可見，他已經注意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國沒有一個大的變動，生產關系的舊制度、舊勢力依然存在，所以只是“去掉一個滿洲皇帝……其余支配階級的人，還是那種腐敗已極的士大夫”。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剛剛拉開序幕之際，張聞天通過對辛亥革命、歐洲舊式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比較，明確提出根本改造中國要走工農革命這條新路，積極地呼應了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貢獻之三：初步預測中國革命應分為兩步走

　　對於中國革命的步驟，張聞天指出：“去士大夫階級的革命”取得勝利之后，全國的事情應該分兩步推進。第一步應該達到兩個條件，一是“實行普通選舉，選舉真正代表吾們說話的人”。二是“遇有什麼重大問題，大家公開討論，發表國民的主張”。這種民主政治的建立僅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再講第二步，就是社會主義。他通過對比的方式介紹了“無政府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張聞天認為“無政府共產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在組織上要“脫離強權的少數的政治統治。”在經濟上應把生產機關（如土地、機械等）與所生產之物（如衣、食、房屋）皆歸社會全體勞動者所共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道德上應是“勞動與互助”，因為“有勞動才可以生活，要互助才可以進化”。對於“國家社會主義”，他指出，“組織：是勞動者把資本家推翻，由勞動者自己組織一切。生產機關都收歸政府掌管，實行中央集權。用國家資本組織一國家銀行，有總理一切的權。他很重視國家，所有亦重視政權。經濟：是集合主義。就是把生產機關收歸公有。所生產的物品，除可以作生產的，仍許私人所有。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根據上述對比，從對“國家社會主義”內涵的介紹和張聞天本人的思想傾向來看，張聞天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顯然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在張聞天看來，中國的革命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工農革命，目的是打倒統治階級，這只是前提﹔第二步才是真正目的，就是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通過這種對中國革命發展步驟的初步預測，張聞天有力地推動了對階級斗爭和工農革命思想的傳播，為后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探索中國革命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

　　貢獻之四：推動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傳播

　　在介紹了各種社會主義之后，張聞天認為各國應根據本國的不同特點有不同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式，“至於進行的方法，各國不同”。他在《社會問題》一文中，以肯定的態度全文摘錄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條綱領：

　　（1）廢除土地私有制，所有地租，概歸公有。（2）如第（1）條不能積極進行，則或由國家遞增歲入的租稅。（3）遺產歸公。（4）遷居國外及叛黨財產，一律歸公。（5）用國家資本組織一國銀行，有壟斷一切營業的權。（6）實行中央集權，交通機關和轉運事業概歸國有。（7）大制造廠及各種生產機關概歸國有。墾辟荒地，改良種植，須用同一的計劃。（8）一切人民，有擔負同樣工作的義務，並須召集若干軍隊，以保護農事。（9）農工互相聯合，漸廢城與鄉的區別。對於全國國民，用同等的平均分配。（10）採用自由教育制度。設立公共學校，俾一切兒童入校就學。

　　對於《共產黨宣言》文獻的早期傳播，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馬克思研究號”因印制延誤問世於1919年9月，而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則出版於1920年5月。在此之前，成舍我以“舍”的筆名在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評論》中以《共產黨宣言》為題摘譯了十大綱領。隨后，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5號發表的譚平山的《“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中對“十大綱領”也進行了簡明介紹。張聞天摘錄的這段《共產黨宣言》，出版於1919年8月21日，這是十月革命后在我國公開報刊上第三次出現的“十條綱領”的白話文。這篇文章無疑是中國早期傳播《共產黨宣言》的重要文獻之一。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