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總結拉美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經驗時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GDP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長期不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國家。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對於人均GDP剛剛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中國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自2007年以來，中外學者對於正處於發展陷阱的拉美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出口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擴大、消費與投資需求不振以及經濟增長停滯的原因進行了討論，特別是中國學者對於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的三種看法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實質上是關於經濟增長問題。如世界銀行2006年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將“中等收入陷阱”明確定義為“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國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其實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長期停滯不前的問題。有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增長的“負效應”，是生產要素成本上升、投入邊際報酬遞減、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不斷減少等經濟增長因素變化，導致經濟增長失去新的動力。

　　第二，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關於經濟發展問題。有學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在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經濟發展仍然過分依賴外在因素，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因此停滯徘徊。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不過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要求結合外部環境（如貿易環境）採取適當的發展戰略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已。學者也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含義之一是當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由於收入分配不公等現象引起社會動蕩，造成經濟發展停滯、長期徘徊不前。

　　第三，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有自身的規律，不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含糊不清，如世界銀行在提出這個問題時，對於哪些原因造成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停滯時經常使用“可能”的字眼。有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是人們對於“現代化陷阱”的一種錯覺。所謂“現代化陷阱”，就是把經濟增長當作發展，以破壞自然環境和摧殘勞動力為代價，開展現代化的達標運動。其實，任何國家社會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經歷一個或長或短的中等收入階段。學者指出，這不是什麼陷阱，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常規律。推動全社會整體收入水平沖上一個新台階的制度變遷、技術革命，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積聚能量。

　　關於導致發展中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觀點分歧

　　有鑒於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一些學者從這些國家的發展歷程出發，對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進行了討論。由於視角不同，學者們的意見存在著較大的分歧：

　　1.社會建設滯后論。這種觀點認為導致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於社會建設滯后。許多現在正苦苦掙扎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無法自拔的國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以及亞洲的馬來西亞等國，它們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社會建設的滯后將會導致發展中國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雖然這些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間的發展階段。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長期以來隻注重增長速度和經濟建設而忽視社會建設。社會建設滯后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過大，中間階層“夾心化”，在城市化進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結構，以及教育和人力資本投入不足，造成產業結構失衡和粗放型經濟增長。

　　2.轉型失敗論。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政治轉型的失敗都將導致發展中國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主要是指產業升級，以及消費者需求結構的轉變，實現升級的必要前提條件是國民收入的中產化。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失敗將會導致消費不足，進而無法實現消費需求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而所謂的民主政治轉型則是指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都始於威權政府階段，而經濟持續的增長進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國民利益訴求比較強烈，由於沒有及時發展出獨立的法律體系和透明的政府機構，就會導致“街頭民主”訴求無序膨脹，就會出現“民主亂象”，其結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3.社會流動性不足論。這種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於社會流動性不足。學者認為，決定一國GDP長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社會流動性。並且社會流動性比其他任何結構性變量如通貨膨脹、投資比例、進出口比例等與“中等收入陷阱”有著更為顯著的相關關系。同時學者認為，事實上政府規模過大、勞動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靜態的不平等，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利益結構被固化，從而造成動態的不平等，必將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停滯。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不是人們通常關注的某些結構性因素，而是保持一個合理的高社會流動性。

　　4.發展模式缺陷論。這種觀點認為，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時成功的模式具有與生俱來的缺陷，這些缺陷會導致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學者通過對超越“貧困陷阱”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一國后續經濟發展中的“鎖定”機制的分析認為，從經濟“起飛”到實現早期的經濟增長，需要的是提高儲蓄率和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增加資本投資，就可以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如果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還繼續依靠資本投資驅動經濟發展的話，就會帶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

　　還有學者則從“比較優勢理論的困境”這一角度証明了這種發展模式會導致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自拔。如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主要是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經濟，如利用勞動力、土地等自然資源稟賦搞進口替代和加強出口等。但是這樣將使得發展中國家陷入技術“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核心技術多為國外發達國家掌控，成為技術的追隨者﹔同時，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鏈出現木桶效應，整體競爭力難以提升，抑制產業升級換代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在這樣一種機制下，發展中國家將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自拔。

　　關於中國是否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爭論

　　對於中國是否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學界也有較大的爭論。

　　1.中國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實質是“現代化陷阱”，如果按照“中等收入陷阱”來對我國的改革開出藥方，其結果肯定是在“現代化陷阱”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無法自拔。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具備一些深陷陷阱中的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所以一定能夠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這一觀點首先認可“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和艱巨挑戰，但是即便如此中國也能順利跨越這一陷阱。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雖然“中等收入陷阱”日益迫近中國，但是“中國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同時也是最大的優勢，就在於社會主義優勢”。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挑戰的時候，中國具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所不具有的三個有利條件，即獨立自主的國家決策能力、國家領導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以及相關問題的高度重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這三個方面的優勢將最終一定會使得中國順利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2.中國很難規避“中等收入陷阱”。與上面的觀點相反，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最終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說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會掉進這一陷阱。學者認為，由於“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本身的復雜性、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迄今為止收效甚微，以及三十年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經濟增長導向，都將導致中國很難規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還有學者意識到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將會面對一系列的問題，如高儲蓄率趨於調整、勞動力成本趨於上升、創新難度增大、工業規模擴張難以持續、外需拉動作用減弱、資源環境硬約束強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諸多挑戰，使得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變得極其困難，因而中國非常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去。

　　3.無法確定中國是否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一種關於中國是否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則沒有明確表示出中國是否會最終跌入該陷阱，只是就可能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並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有學者指出，收入分配不均是導致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但就中國目前情況而言，雖然當前基尼系數已經較高，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問題並未傷害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換句話說，現在還不能判斷中國是否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學者同時也指出，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是中國邁進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必修功課。

　　還有學者認為，歷史上有許多國家和地區通過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和經濟發展體制的改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韓國、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地區與中國大陸文化相似、國情、區情相近，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經驗對中國具有尤為重要的借鑒意義。但學者並沒有明確判斷中國是否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通過對這些典型亞洲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驗的總結，得出了四條基本啟示：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含經濟與社會自然和諧發展﹔二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堅持市場導向與政府干預相結合﹔三是經濟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方向﹔四是自主創新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通過這些途徑，中國就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作者單位：南京審計學院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