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年年5月，差不多是北京最好的季節，樹葉綠得發光，鮮花艷得醉人，陽光金亮金亮的讓人想歌唱。一代文學大家汪曾祺先生，就選擇了在5月的福氛中永久地睡去。至今年，他已經安眠15個春秋。

　　汪先生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干部、編輯、北京京劇院編劇。在中短篇小說創作上獨辟蹊徑，成就卓著，自成一家，先后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有《汪曾祺全集》出版。他的作品廣為讀者大眾喜愛，不脛而走﹔他但求寫得好，不問名、利、官的人生態度，亦給當代文人和國人樹立了為人處事的榜樣。

　　確實，學習一位大師、學習汪曾祺先生，不僅是學習他的遣詞造句等寫作技巧，更要學習他的境界、他的為人、他對文學和文化學術的恭敬之心、他嚴謹的學風，還有他對人類、對世界、對美的熱愛與追求。

　　文學界沒有忘記他，眾多作家寫過眾多回憶和紀念文章，但有獨特個性的汪先生的故事還遠未講完。今天我們特發表兩篇新作，情節和細節都是獨家披露，故曰“不為人知的汪曾祺”，並以此紀念汪曾祺逝世15周年。

　　上世紀80年代，聶華苓與丈夫在愛荷華大學成立了國際寫作中心，許多大陸作家去過那裡。聶華苓早年在大陸，1949年去台灣，后入籍美國。她在台灣時就和殷海光、胡適這樣的人有交往，對異端者流頗有感覺。她欣賞的人都有點特色，成立國際寫作中心，舉辦筆會，就是給她心儀的作家創造聚會的機會。

　　不少中國作家應邀參加過愛荷華國際筆會，丁玲、艾青、蕭乾、王蒙、邵燕祥、王安憶等，都為筆會增色不少。但這些人到了美國，都不太按照媒體的意願發言，他們對中國的問題的表述都很含蓄，有的干脆拒絕發言——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1980年前后，中國剛剛從“文革”浩劫中走出來，作家們的心靈還沒有放開，對外界也很隔膜，這種心態給聶華苓留下很深的印象。

　　汪曾祺去愛荷華寫作中心是在1987年8月。同行的大陸作家有吳祖光等，還有台灣的陳映真。那時候，不是人人可以出國的，作家能去那裡是一種榮譽，對汪曾祺來說，此次外出還有意外的收獲。

　　他在美國有許多熟人：楊振寧、李政道、王浩、張充和……他們都是西南聯大時代的關系，彼此隔絕了幾十年。那些出去的朋友，在美國的大學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精神在朗照裡面，自然沒有國內人的滄桑感。可是汪曾祺不太想打擾大家，隻想看看，寫寫，散散心而已。剛出國門，從東京轉機到舊金山，一路很順，服務人員的態度之好讓他頗感溫暖，覺得國內的質量是遠遠不及域外的——“文革”災難使國氣大傷，人與人之間不復有親昵的交流，至少在社會層面，普遍的冷漠對大家都是個傷害﹔而域外與此的對比反差，讓他頓生痛感。

　　他的日程安排得鬆弛有度:來前邵燕祥告訴他不要去寫長篇的作品，他這樣做了，不過是寫點“新聊齋”之類的東西，還去了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地。印象最深的是美國的寬鬆度，比想象的要高，大家可以隨意思考和表達。在給妻子的信裡，他多次發出這樣的感嘆。后來，在《林肯的鼻子》一文裡，他全面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林肯墓是一座白花崗石的方塔形的建筑，墓前有林肯的立像。兩側各有一組內戰英雄的群像。一組在舉旗挺進﹔一組有揚蹄的戰馬。墓基前數步，石座上還有一個很大的銅鑄的林肯的頭像。

　　我覺得林肯墓是好看的，清清爽爽，干干淨淨。一位法國作家說他到過南京，看過中山陵，說林肯的墓和中山陵不能相比——中山陵有氣魄。我說：“不同的風格”——對，完全不同的風格！他不知道林肯墓是“墓”，中山陵是“陵”呀。

　　我們到墓裡看了一圈。這裡葬著林肯，林肯的夫人，還有他的三個兒子。正中還有一個林肯坐在椅子裡的銅像。他的三個兒子都有一個銅像，但較小。林肯的兒子極像林肯。紀念林肯，同時紀念他的家屬，這也是一種美國式的思想——這裡倒沒有林肯的“親密戰友”的任何名字和形象。

　　走出墓道，看到好些人去摸林肯的鼻子——頭像的鼻子。有帶著孩子的，把孩子舉起來，孩子就高高興興地去摸。林肯的頭像外面原來是鍍了一層黑顏色的，他的鼻子被摸得多了，露出裡面的黃銅，锃亮锃亮的。為什麼要去摸林肯的鼻子？我想原來是因為林肯的鼻子很突出，后來就成了一種迷信，說是摸了會有好運氣。好幾位作家握著林肯的鼻子照了像。他們叫我也照一張，我笑了笑，搖搖頭。

　　歸途中路過詩人埃德加·李·馬斯特的故居。馬斯特對林肯的一些觀點是不同意的。我問接待我們的一位女士，馬斯特究竟不同意林肯的哪些觀點，她說她也不清楚，隻知道他們關系不好。我說：“你們不管他們觀點有什麼分歧，都一樣地紀念，是不是？”她說：“隻要對人類文化有過貢獻的，我們都紀念，不管他們關系好不好。”我說：“這大概就是美國的民主。”她說：“你說得很好。”我說：“我不贊成大家去摸林肯的鼻子。”她說：“我也不贊成！”

　　途次又經桑德堡故居。對桑德堡，中國的讀者比較熟悉，他的短詩《霧》是傳誦很廣的。桑德堡寫過長詩《林肯——在戰爭年代》。他是贊成林肯的觀點的。

　　回到住處，我想：摸林肯的鼻子，到底要得要不得？最后的結論是：這還是要得的。誰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沒有一個人的鼻子是神聖的。林肯有一句名言：“All men are　created egual.”（所有的人生來是平等的）我還想到，自由、平等、博愛，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自由，是以平等為前提的。在中國，現在，很需要倡導這種“created egual”的精神。

　　美國之行的刺激很多，最刻骨的大概就是這個片段。中國人經歷了革命，依然不脫奴相，在文化上似乎還倒退了許多。想起自己的右派生活與“文革”命運，汪曾祺的內心裡都是苦楚的。思想被撞擊的時候，也恰是一種精神自覺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在美國與一些台灣作家有了交流的機會。兩岸作家在異地相逢，各自吐出心中的苦樂，給彼此的刺激都很大。陳映真是汪曾祺喜歡的台灣文人，其性情讓他有了少有的感動。陳氏是台灣少見的有責任感的人，小說的現實意識比一般人深，審美的路徑來自魯迅的啟示很多。他為人熱情、厚道，文風與汪曾祺差距很大，奇怪的是倆人的心卻貼得很近。有一次我在香港與陳映真提及汪曾祺，陳很是贊佩。這個現象使我多次自問:兩個如此不同的人，能很美地交流，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是可以深究的現象吧？汪曾祺在給老伴的信中寫道：

　　十八號“我為什麼寫作”討論會，我以為可以不發言，結果每個人都得講。因為這次講話是按中文姓氏筆劃為序的，我排在第三名。幸虧會前稍想了一下，講了這樣一些：……我為什麼寫作，因為我從小數學就不好（大笑）。

　　我讀初中時，有一位老師希望我將來讀建筑系，當建筑師——因為我會畫一點畫。當建筑師要數學好，尤其是幾何。這位老師花很大力氣培養我學幾何。結果是喟然長嘆，說“閣下之幾何，乃桐城派幾何”（大笑），幾何要一步一步論証的，我的幾何非常簡練。

　　我曾經在一個小和尚廟裡住過。在國內有十幾個人問過我，當過和尚沒有，因為他們看過《受戒》（這裡的中國留學生很多人讀過《受戒》）。我沒有當過和尚。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打到了我們縣旁邊，我逃難到鄉下，住在廟裡。除了准備考大學的教科書之外，我隻帶了兩本書，《沈從文選集》和《屠格涅夫選集》。我直到現在，還受這兩個人的影響。

　　我年輕時受過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寫詩很不好懂，在大學的路上，有兩個同學在前面走。一個問：“誰是汪曾祺？”另一個說：“就是那個寫別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詩的那個人。”（大笑）我今年已經六十七歲，經驗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不得不從雲層降到地面。OK！（掌聲）

　　這次討論會開得很成功，多數發言都很精彩。聶華苓大為高興。

　　陳映真老父親（八十二歲）特地帶來了全家（夫人、女兒、女婿、外孫女）坐了近六個小時汽車來看看中國作家，聽大家講話。晚上映真的姑父在燕京飯店請客。宴后映真的父親講了話，充滿感情。吳祖光講了話（他上次到lowa曾見過映真的父親）,保羅·安格爾抱了映真的父親。兩位老人抱在一起，大家都很感動。我也抱了映真的父親，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后來又抱了映真，我們兩人幾乎出聲哭了。《中報》的女編輯曹又方親了我的臉，並久久地攥著我的手。

　　宴后，聶華苓邀大家上她家喝酒聊天。又說，又唱。分別的時候，聶華苓抱著鄭愁予的夫人，還有一個叫藍菱的女作家大哭。

　　這封信寫得很傳神，畫面感與人的諸種感情都栩栩如生地呈現著。當時在國內，不可能這麼放鬆，在經歷了殘酷的內亂后，在第三地相向而望，感傷是必然的。中國近百年的命運，使許多文人不得舒坦地選擇路向，真的滿面瘡痍。華人的思想與藝術彼此繚繞著，不得開放，唯少數人得以自由書寫。想起來，大家都是有些氣悶的。

　　汪曾祺知道自己的跑馬觀花不可能知道美國的根本面目。他在各地玩得很有興致,但因為英語不好，顯得不太自如，於是后悔早年的疏忽，沒能掌握外語的技能。外出自然要應酬，要講話。他先后被安排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賓大等地演講。那時候，中國大陸正在搞思想解放運動，洋人們很希望他談談政治問題。謹小慎微的汪曾祺回避了這些敏感的話題，所講的無非是語言問題和責任感一類中性的內容。但這些內容也內藏著荊棘，是帶刺的，在審美理念上完全不同於國內的主流，他的思路已經回到文學家的狀態裡，語言深處是個性主義的東西為多。在別人的眼裡，他顯得精明、自然、可愛。朱德熙甚至說，汪曾祺在美國華人眼裡很有人緣，大家都喜歡他作品的味道。

　　在汪曾祺看來，當時中國文壇最大的問題，是語言的表達出現了麻煩:普遍的八股，普遍的無趣在充斥著文壇。他到處講文字的味道，智慧的語句的要義。看似形式主義的問題，實則因為精神的軀體被腐蝕了。在赴美前，汪曾祺在《文藝研究》上就寫過《關於小說的語言（札記）》，在美國的大學依然講這個內容。比如在哈佛的講演題目是《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說起了古人所雲的“氣”的問題，他說：

　　語言的美，不在語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現的意思，而在語言暗示出多少東西，傳達了多大信息，即讓讀者感覺、“想見”的情景有多寬廣。古人所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國內有一位評論家評論我的作品，說汪曾祺的語言很怪，拆開來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話，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語言都是這樣，如果每句話都是警句，那是會叫人受不了的。語言不是一句一句寫出來，“加”在一起的。語言不能像蓋房子一樣，一塊磚一塊磚，壘起來，那樣就會成為“堆砌”。語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話，而在話與話之間的關系。包世臣論王羲之的字，說但看一個字一個字，並不怎麼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與字之間“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痒相關”。中國人寫字講究“行氣”。語言是處處相通，有內在的聯系的。語言像樹，枝干樹葉，汁液流轉，一枝動，百枝搖﹔它是“活”的。

　　幾次的講演都屬於老生常談，引起的注意有多大，不太好說。但在我看來，是汪曾祺重要的寫作心得，他一生的經驗差不多在幾句話裡都說出來了。據說，當時聽演講的人很認真，他的語言也許感染了部分學子吧？但美國人對表達的問題不太注意，他們本來就是很注意自由精神的﹔而那時候的中國人，能意識到此點的，也確實寥若晨星。

　　短短的三個月，真是大開眼界。他開始想家了，覺出中國的一些好來。到美國最大的感受是寂寞，有留學生說：“美國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國內是真臟真亂真快活。”汪曾祺是否有類似的感受也未可知，但到美國一個月后他就開始思念起妻子與孩子來了，卻是千真萬確的。這裡有一個插曲:有一晚他睡覺時，屋裡闖進一個小偷，拿走了一些錢。這讓他大為不惑，感到美國是社會公平，而人卻很雜。這是他強烈的感受，有趣的是，此事除了和夫人說說外，並不多談的。

　　離開美國前，汪曾祺給聶華苓寫了一封信，說了諸多感謝的話。聶喜歡梁實秋，欣賞沈從文，對冰心、艾青也推崇備至。那麼說來，對汪曾祺的價值也有會心吧？汪曾祺在這位美國華人學者那裡，感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他和梁實秋不同，和沈從文也不同，當然和他們背后有相近的背景那是真的。在《懷念梁實秋》一文裡，聶華苓寫到對沈從文的喜愛，那是京派的余脈，很有意思的。汪曾祺等人的到來，對聶是一種舊夢的延續，對汪則是一個新夢的開始。許多年后，我到美國，走在紐約的大街上時，忽地想起汪曾祺當時在美國的感受。他說自己的硬殼裂了，真的傳神。

　　有許多去過美國的作家，后來寫作風格發生了變化，王蒙、王安憶就是例子。但和那些人不同，汪曾祺反而強化了對自己的選擇的自信。東方人固有之文明，亦可在此世間與洋人對比地進化。文化其實是種活法，是精神表達的通道。汪曾祺知道，故國的精神通道尚未全部打開，但他以為自己正是這個通道的敲門人。

　　(作者為著名作家、學者、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有文學作品集和學術著作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