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偉大的論說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一個論說如果能夠超越時代而獲得后人的共鳴，依靠的不是“穿越劇”般的臆想，而是其具有時代穿透力的精神把握。重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就會發現，《講話》對於文藝思想的把握有著穿透時代的影響力。

　　首先，《講話》精神包含了對文藝工作者要注重現實精神的要求，即要有追隨時代前行的觀念。《講話》強調當時從國統區到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要跟隨變化的現實而轉變創作觀念。不能依循舊有的創作意識，將既有的文藝“窠臼”移步到延安。毛澤東所闡釋的文藝創作需要適應延安的實際要求。從跨越時空的角度來看，就是要求文藝工作者要具有時代精神。無論是在延安時期還是在我們目前所處的全球化環境下，頑守舊規經常會帶來精神觀念的守舊和落伍。文藝是人對現實的反映，現實的復雜性則要求文藝創作者要緊跟時代步伐，摸准現實脈搏。

　　2011年，一部成本1500萬元的電影《失戀33天》獲得了超過3億元的票房，獲利20倍於市場投資的驕人成績引起了業界的廣泛關注，而這正是電影貼近年輕一代現實生活的一個成功個案。毛澤東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在創作上，就是要表現現實，才能創造出符合各個時代精神的藝術作品。

　　其次，《講話》精神還包含著對藝術、文化傳統的借鑒和創新：必須傳承文化、守住文化的底線。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70年過去了，我們依然要強調這一認識的重要意義。文化需要在繼承中不斷地積累推進，舍棄傳統將對文化造成巨大的傷害。在市場化進程中，市場手段是必需的，但不能將商業欲求作為文藝創作的出發點和終極目標。

　　近年出現了關於《白毛女》中的喜兒受辱是“欠債還錢”、魯迅等文化名人的文章是不是要大幅撤出教科書等方面的爭議，其中有些不顧歷史現實的議論，顯露出了傷害文化傳統的趨向。我們需要強化守住文化底線的認識，否則文化根基若斷裂將貽害無窮。同樣，在借鑒外來文化時，也要維護本土文化。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文藝創作一味仿效外國作品的問題不時發生，對於西方電視欄目的模仿固然卓有成效，但也導致了本土創造力的一再降低及本土文化精神的削弱。在電影上，對於好萊塢市場規律的崇拜、對3D電影的一擁而上的模仿也難以避免。學習古人和他人都要立足自身，才有可能創作出真正具有影響力的作品。

　　由此，《講話》精神也提示文藝創作要注重鮮活的生活氣息，這是常識性的問題，但文藝工作者卻未必時刻牢記：“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生活感受對於文藝作品創作而言極其重要，作品的受眾也許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改變欣賞方式，但他們對作品中生活“質感”的體悟能力一直很強。近年來，文藝創作的風氣浮躁，那些閉門造車“攢”出的劇作難有打動人心的力量，那些追尋流行趨勢仿造出的“山寨”作品，即便一時市場收益不錯，也無益於文化建設。越是浮躁的年代，越要強調表現鮮活生活的文化意義。

　　《講話》在倡導深入生活的同時，還辯証地提出了文藝創作和生活實踐的關系的命題。文藝創作的價值在於凝練生活、提升生活，藝術家在創作中投入情感，從而凝練了生活理想、聚焦了審美意味。由此我們需要呼吁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把握生活、修煉身心、提升境界，揭示生活困境，挖掘美好事物。

　　最后，《講話》精神還包含著對文藝工作者精神境界的要求：必須有高尚的人格和貼近大眾的態度。文藝家是精神創造的主體，文藝家的精神境界高低決定了藝術作品精神內涵的深淺。到了21世紀，這一要求仍然有其價值。隻有文藝工作者自覺抵制文藝創作的庸俗化和拜金化傾向，固守文化精神和審美理想，才能獲得愛戴，攀上藝術高峰。說到底，藝術的力量是人格和精神的力量，無需刻意而為——當文藝工作者明白了提升自身精神品質的意義后，他們和社會大眾的血脈聯系就將鍛造出動人的藝術作品。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