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學是隨西學東漸而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為中國文化主要載體的語言文字問題。各大家的觀點、識見並不相同，可比較而觀之。

　　康有為、譚嗣同：語言文字“大同”觀

　　康有為、譚嗣同將孔學與佛教代表的印度文化和基督教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對舉。他們強調孔教與佛教、基督教的相通性，同時提到這些不同文化的載體——語言文字。在他們看來，正如未來社會消除國界、同一文化一樣，大同世界也需同一語言文字，也就是用簡捷的西方字母文字取代難寫、難認、難記的漢字。康有為認為，屆時西方的字母文字大行其道，中國的象形文字將退出歷史舞台，充其量作為書法藝術保留在博物館的一角供人觀瞻。譚嗣同也多次表達了中國文字不如西方文字的看法，他堅持由繁入簡的文化進化原則，認為中國的語言文字在未來的大同社會將會被淘汰。

　　其實，無論康有為還是譚嗣同，他們之所以主張大同社會要同一語言，根本目的是消除各國各民族的語言差異，為國家平等、人種平等以及平等交流提供便捷。對於這一良苦用心，我們應該抱以同情之理解。然而，若中國文化的載體——漢語真的被西方字母文字所取代，國學也必將隨之化為烏有。梁啟超對於康有為的這套主張非常正確地指出，這是宗教家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是夢囈。

　　嚴復：“吾國古文”是國粹

　　嚴復被譽為近代西學第一人，大力宣傳、翻譯西學的嚴復呼吁以中國本土文化作為中國的立國根基，以此培養中國人的國性。精通西學和外文的特殊經歷和學術素養使嚴復的主張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他對國文的看法也最耐人尋味。出於學習西方文化的需要，嚴復不止一次地急切呼吁中國人要通西文，甚至斷言對於20世紀的中國人來說，不通西文則“不得謂之成學”。同時他也認為通西文和西學之后，讀中國書可得神解。嚴復所謂神解，並非像康有為那樣拋開字句而洞察微言大義，而是在保持經典原樣而不加刪節或改動的前提下，通過字斟句酌來解讀經典。這使中國的語言文字和“六經”等經典成為國學的主要內容。有鑒於此，嚴復特別駁斥了某些人借口中國的文字艱深而不讀經典的做法，流露出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堅守。他強調，對於中國人來說，漢字是“最正當之文字”，不存在所謂“艱深”問題。

　　嚴復也以國粹稱謂中國本土文化，國文則是國粹的一部分。基於保存國粹和國文的宗旨，嚴復翻譯西方著作所採用的文字便是“吾國古文”。

　　梁啟超：在“文獻學”中研究文字學

　　梁啟超也認為語言文字是由繁入簡進化的，卻並不主張大同社會全球同一語言、取消漢字。因為梁啟超的國學理念秉持民族主義立場，一面彰顯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一面將語言文字納入國學之中。梁啟超的國學包括“文獻學”和“德性學”兩部分，“文獻學”就是“整理國故”，其核心是歷史學﹔語言文字中傳遞、隱藏著各種歷史信息，其本身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這使文字學成為歷史學乃至全部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有鑒於此，梁啟超呼吁在“文獻學”中展開文字學研究。他設想“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說文解字》，可以當作一部民族思想變遷史或社會心理進化史讀”。這表明，從民族史、文化史的角度關注中國的語言文字，將語言文字視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梁啟超國學的基本特征。

　　章炳麟：“小學”是國學的基本內容

　　按照章炳麟的說法，中國的語言文字具有他國文字無法比擬的魅力和意蘊：一字多義，有本義，又有引申義，本義與引申義同為一詞﹔這使中國的語言文字在不同語境中的意思大不相同，故而內涵豐富，變化多端。章炳麟進而指出，有別於其他各國文字的特殊性使中國的語言文字極富魅力，凝聚了豐富的文化信息，承載著歷史學、社會學等多重意蘊和密碼。他解釋說，古人造字有先后，后人便可以根據某字出現的時間推斷出此字指代事物出現的先后順序，進而破解其中隱含的社會、歷史和文化信息。他同時強調，文章優美才能感動人，而文章之所以優美，“全在文字”﹔文章可以感人，關鍵在於語言文字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不同地域特殊的地理環境密不可分。所以，“自然本種的文辭，方為優美”。

　　章炳麟國學研究的最大特色在“小學”，即語言文字研究。章炳麟的國學理念將對中國語言文字的重視推向了極致。

　　國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中國本土文化的全面審視、梳理和整合，在這一過程中，語言文字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凸顯出來。當前，與對英語的重視相比，漢語的狀況令人擔憂。在這方面，近代的國學之路具有警醒作用。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