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陽書院位於登封市區北部，嵩山之陽，是我國創建較早、影響較大的書院之一，與湖南岳麓書院、江西白鹿洞書院、河南睢陽(應天府)書院並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宋代書院講學以義理修養為核心，教育與學術研究相結合，成為學者傳道授業的新領地。作為中國新儒學“洛學”的發祥地之一和古代書院的典型，嵩陽書院具有很高的歷史地位，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嵩陽書院的歷史演變

　　嵩陽書院前身是北魏孝文帝時期創建的嵩陽寺，為佛教活動場所。隋煬帝大業年間，更名為嵩陽觀，成為道教活動場所。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李治與武則天以嵩陽觀為行宮，更名為奉天宮。后唐時期部分士人在嵩陽觀聚徒講學，其為嵩陽書院講學之始。后周顯德二年（955年），改名為“太乙書院”。

　　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趙光義向太乙書院頒賜印本九經書疏，后又御賜“太室書院”匾額，遂將“太乙書院”改為“太室書院”，設置校官。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向太室書院賜九經諸書。仁宗時期賜名“嵩陽書院”，並賜良田。神宗熙寧、元豐時期，嵩陽書院名聲日隆，生眾達數百人。當時，“洛學”創始人程顥、程頤來到嵩陽書院、崇福宮講學，主要用“洛學”觀點宣講《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各地學者慕名而來，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嵩陽書院因此聲名大振。司馬光、范仲淹等名流都曾在書院講學，一時間，四方前來求學者甚眾。南宋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雲：“國初海內向平，文風四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岳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宋人把嵩陽書院列為四大書院之首，以此作為新儒學——“洛學”的發祥地之一。

　　金、元至明代，嵩陽書院由盛轉衰，明末毀於兵火。現存建筑多為康熙年間登封知縣葉封重修。乾隆后期至清末，書院活動幾乎陷於停頓。解放后嵩陽書院獲得新生，不但整修了藏書樓、崇儒祠等建筑，也保護了大批珍貴文物，治理、美化了環境。2010年7月31日，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包括嵩陽書院在內的中國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二、嵩陽書院是理學先導“洛學”思想傳播的重地

　　宋代理學，是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引領了當時學術發展的新方向。孔子開創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封建社會教育思想的主流學說，也是嵩陽書院教育的重心。嵩陽書院在學術思想上對后世影響最大、最深遠的是二程“洛學”，具有高度的創新性。二程受教於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后來長期在嵩陽書院講學，程顥還為嵩陽書院制定規制(包括教學目標、學規等)、課程等規條，吸引了眾多學子（《二程遺書·明道先生行狀》）。程頤“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宋史·道學傳》）。經過二程的改造，融儒、佛、道思想於一體，圍繞社會、人生、自然深入探討的儒學新學派——“洛學”誕生了，並與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和朱熹的“閩學”共稱宋代理學四大學派。二程弟子在各地講授傳播“洛學”，從而形成一些地域性學派，如“事功學派”、“湖湘學派”等。金軍南下時，二程弟子謝良佐流落到江南，將洛學傳給胡安國，胡安國傳給其子胡宏。后張栻拜胡宏為師，得洛學真傳，熔家學與胡宏之湖湘學於一爐，集大成為“湖湘學派”。作為理學先導的“洛學”，首創於二程，經其弟子楊時一傳羅從彥，再傳李侗，三傳至南宋朱熹，由朱熹集大成而為“閩學”，共同構成了“程朱理學”體系。后來又發展為“宋明理學”，長期被奉為官方哲學，影響元明清社會達六七百年之久。

　　二程的學術觀點及其實踐的傳播，多在嵩陽書院。其基本思想是：“理”（或“天理”）是自然界、人類社會的最高准則，“萬物皆有理”﹔由“格物”即窮人類社會之理而達到“致知”，“致知”分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性即理”，由於“氣稟”不同，人有善惡之分，改變氣質需“明天理，滅人欲”。“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主張“以誠敬存之”。可見，二程汲取佛、道思想進行儒學創新，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有機聯系起來，創立了理本論的思想體系。馮友蘭先生曾指出：程顥是以后心學之先驅,而程頤是以后理學之先驅。

　　三、嵩陽書院是創新文化傳播的重要平台

　　嵩陽書院藏書樓擁有大量藏書，以配合教學，同時還自行刊刻圖書。清初時，書院藏書已達一萬余冊，分別為皇帝賜予、私人捐贈、書院購置或刊刻而來，並制定了嚴格的收藏、借閱制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撫王日藻捐銀重修了藏書樓，各地又送來不少書籍資料。

　　嵩陽書院先后雲集了大批學者，在擴大儒學影響、發展書院教育、繼承文化遺產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據《嵩陽書院志》、《登封縣志》等記載，自五代到清朝，龐式、范仲淹、司馬光、程顥、程頤、楊時、王守仁、湛若水、耿介、竇克勤、李來章等一時名流，都曾在此講學。其中，清初名儒耿介在嵩陽書院講學30年，竇克勤五至嵩陽書院論學切磋，李來章著述達40余種。嵩陽書院亦因眾多碩儒而聲名鵲起。

　　在傳播儒家學說、促進思想發展的同時，嵩陽書院也是針砭時弊、弘揚正氣、砥礪品性甚至開展社會監督的重要陣地。如程頤“議論褒貶，無所顧忌”（朱熹《晦庵集》），耿介提倡“常存戒慎恐懼之意”（《嵩陽書院志》）等等，書院學人發揚古代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投身現實政治實踐，關心國家興亡與民眾疾苦的做法，歷來為世人所稱道。

　　歷史上，前來嵩陽書院求學者眾多，著名的如福建的楊時、羅從彥，浙江的周行己、許景衡，湖北的劉立之等，他們學有所成后回去傳播儒學思想，客觀上對普及教育、改善社會風氣等產生了深遠影響。二程倡導“希學希聖”，不少門生在科場高中進士（參見劉衛東、高尚剛：《河南書院教育史》）。自五代后唐至清末近千年間，嵩陽書院培養出諸多人才，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

　　四、嵩陽書院是“以德育人”的精舍典范

　　“以德育人”是儒家一貫倡導的教育理念。孔子提出“仁者，人也”，儒家把道德品性看做人的本質。嵩陽書院傳承了孔孟的道統，到清代，耿介總結出“立志、存養、窮理、力行、虛心、有恆”等六項講學原則（《嵩陽書院志》）。講學內容重經學、理義，大旨以《孝經》、《小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及《通鑒綱目》等書為綱。

　　清代嵩陽書院山長耿介，把道德教育看成是比科舉應試更重要的大事。他認為，理學是根本，科舉是枝葉，前者是“體”，后者是“用”。他在教學與學術研究實踐中，注重講明義理，躬行實踐，提倡個人自學、集中講解和質疑問難相結合，建立“講會”制度。嵩陽書院既重視道德教育，也實施道德實踐。根據《嵩陽書院志》記載，為紀念孔子、二程、朱熹等前代聖賢，分別修建了先聖祠和先賢祠，還修建了紀念宋代儒家名臣司馬光、楊時、李綱等人的諸賢祠，以及紀念對嵩陽書院興復和講學作出貢獻的儒學大師的崇儒祠。按照《祀典》規定，每年於仲春仲秋季節，由書院山長率領全體師生舉行祭祀，激發學生對先師聖賢的愛慕敬仰之情，以便在實踐中效仿，形成一種有效的道德實踐教學模式。

　　總之，嵩陽書院作為古代書院的典范，被列為中國四大書院之一，是早在南宋時期已經形成的定論和共識，這是基於嵩陽書院作為二程學說傳播地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特殊地位的定位，也是基於其在我國思想、文化、道德、教育發展史上所起巨大作用的綜合考量。

　　(作者為鄭州大學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