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胡喬木應邀出席日本學士院100周年慶祝活動，其間到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先生家中探望。照片左一為胡喬木，左四為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災區，長期處於兩派群眾組織內斗和業務癱瘓的狀態。粉碎“四人幫”后，胡喬木同志於1977年11月初以首任院長身份來到社科院，很快提出要把揭批“四人幫”與業務結合起來，拿出一批有馬列主義高水平的批判文章，從理論上清算“四人幫”給社會科學事業造成的混亂，在群眾中不要糾纏歷史舊帳﹔明確要求院內的揭、批、查運動在1978年第一季度告一段落，把社會科學研究缺的課補上來。在喬木同志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社科院的運動進行得既穩又快，及時解脫了大批講過錯話做過錯事的人，並為許多被審查的人重新做出了符合政策符合實際的結論，使社科院從長達十年的混亂和停滯中迅速而徹底地走了出來。

　　在正確解決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方針問題之后，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業務工作拉回到原來的軌道並適應新的形勢實現更大發展，成為擺在胡喬木面前的又一個急需回答的問題。記得在我作為他的秘書，隨他一起進入社科院后沒幾天，他對我談到下一步初步打算時，就說要用召開全國社會科學規劃會議的辦法，把社科院的工作帶動起來。他以隻爭朝夕的精神，不等中央對他的任命通知發出和國務院頒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印章啟用，迫切地於1977年11月10日，以臨時領導小組名義向國家計委先行上報了一個“三年規劃的初步設想”。這個設想是在各研究所規劃尚未制定、院領導班子尚不健全的情況下，由他自己考慮寫出的，因此隻能是一個初步的不成熟的設想。但即使如此，已經可以從中看出把握全局的氣勢，而且其中許多設想也為后來的事實証明是切實可行的。例如，提出要在今后三年編寫出一批各個學科的基礎著作和工具書以及研究外國政治、經濟和經濟學、文學、史學、哲學等流派的專著，要籌備建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蘇聯、美國、日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歐、中國現代史、經濟數學方法等14個新研究所（原來的學部隻有14個所），要成立辭書編輯機構，要恢復經濟學、哲學、史學、法學等學會組織，要恢復和創辦一批刊物，還要新建科研用房、職工宿舍和學術報告廳等設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個設想中已經提出了每年培養500到1000名研究生的問題，而且提出要把社科院的現有人數翻兩番。

　　接著，胡喬木在1977年12月20日召開的社科院全體黨員大會上，要求各研究所抓緊制定三年科研規劃和八年工作設想。事隔20天，他未等大家喘息，又力促召開了社科院制訂科研規劃的動員大會。那次會是借商務印書館的禮堂召開的，胡喬木到會講了話，詳細闡述了社科院三年規劃和八年設想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內容。他指出：規劃要包括新建的研究機構，擬恢復、充實和新建的學科，重要課題和基礎性著作、工具書，以及隊伍建設和后備隊伍的培養。制訂規劃要有雄心壯志，又要切實可行﹔要有遠大理想，又要有實際的基礎。要把社科院的規劃與全國社會科學事業發展的規劃配合起來考慮，無論社科院還是全國的規劃都要力求跟整個國家的建設、科學文化事業、經濟建設等各方面事業相適應。在講話中，他第一次對外公開了自己關於建立一些新所和新學科的設想。與1977年11月10日上報的那個初步設想相比，這次提出的設想又有了一些新的發展。例如，在擬建的新所中，提到了政治學所、社會學所，以及工業、農業、財貿等經濟方面的研究所。他還提出，要盡早舉行全國性的分學科規劃會議，然后把這些規劃綜合起來，為制定全國的規劃作准備。會后，他草擬了“八年擬新建的研究所（草案）”，並親自動手修改新的編制報告，上報黨中央和國務院。草案中提出擬新建的研究所總共有40多個，一個前幾次都沒提到的所是世界政治研究所（原來學部隻有世界經濟研究所）。

　　距離科研規劃動員會僅半個月時間，社科院便於1978年1月25日召開了北京地區經濟學規劃座談會，來自國務院各部委、高等院校、科研部門、新聞出版單位以及北京市的有關部門共90多個單位300多人與會。胡喬木再次到會，並作長篇講話。隨后，社科院緊鑼密鼓地又召開了北京地區世界經濟學規劃座談會。可惜，這時胡喬木因前一段工作過於緊張而生病住院，未能出席。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時催促院黨組討論各所報來的規劃,並在病房中聽我匯報討論的情況，讓我轉達他對這些規劃的意見。出院后，他不僅多次參加黨組討論各所規劃的會議，而且抽出時間直接聽取了法學、哲學、宗教等幾個研究所科研規劃的匯報。

　　為了開好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根據胡喬木的建議，社科院於1978年6月上旬邀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社科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來京，借中央黨校召開了全國規劃會預備會的籌備會﹔以后，又於同年9月份借首都劇場召開了全國規劃會的預備會。這兩次會，胡喬木都出席了，而且都作了講話。在這兩個講話特別是后一個講話中，胡喬木著重闡述了社會科學對於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重大作用，強調制訂規劃要不怕艱險，敢於堅持真理﹔指出規劃應達到的十項目標，即規劃的研究成果應該對重大的社會科學理論與現實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應該能對世界學術作出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特有的貢獻，應該包括編寫出一套社會科學的基本教材、各種基本的工具書，應該能填補研究的空白，應該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基本國情的調查，應該包括隊伍和領導的整頓問題以及隊伍的培養問題，應該做好社會科學的普及工作和國內國外的資料、情報、翻譯工作。由於胡喬木在千頭萬緒中抓住了規劃這個牽頭的東西，很快就把社科院這潭“死水”攪活了，使大部分人由原來閑得要死，一下子變為忙得要命，再也顧不上什麼兩派的你是我非了。

　　在制定規劃的過程中，胡喬木還陸續提出和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基礎、中共黨史等一批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的寫作，提出和指導了社科院科研計劃局、計劃聯絡局、人事局、外事局，以及院刊、出版社、研究生院等一批院直機構的建立，提出或支持了與社會科學關系密切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及中國地方志的編修，提出和推動了社科院對外學術交流的開展。尤其是對毛澤東思想基礎、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幾本書的寫作，對院刊和研究生院的創辦，對外學術交流的開展，他投入的力量最大。為了確定那幾本書和院刊的主編以及研究生院的院長、副院長人選，為了給寫作班子和研究生院找臨時落腳的地方，他要反復找人談話，親自去查看房屋，出面請求有關部門支持。為了刊物的一篇稿子上不上，他要和有關同志一再商量，多次召開會議研究。甚至為了一個學生能不能被錄取，他也親自過問。記得研究生院在第一屆招生中，文學系一位考生成績很好，只是因為直系親屬犯有一般性錯誤，政審沒通過。文學所三位同志聯名致信胡喬木，希望能錄取她。胡喬木看后，當即讓我了解一下情況。我同信訪科的同志一起分別找了文學所和院政工組的負責人，經過研究，一致認為應當錄取那位考生，使問題得到了解決。

　　胡喬木對開展社會科學的對外學術交流十分重視，這一方面是為了了解和借鑒國外社會科學研究的新進展和新方法，促進國內社會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通過交流，把國內的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介紹出去，開辟民間外交的新渠道。1978年下半年，當社科院工作基本走上軌道后，他對我說，明年打算到國外去看看。剛巧，日本學士院在1979年1月成立100周年，要舉辦隆重的慶典，邀請世界各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領導和著名學者前往出席，也向胡喬木發出了邀請。於是，他應邀前往日本訪問了10天。這是社科院成立后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高級別的代表團（此前宦鄉副院長於1978年11月率經濟學家考察團到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訪問了兩個月），除胡喬木和他的夫人外，隻有一位翻譯和我，總共四個人。訪問日程安排得十分緊湊，除了參加學士院慶典的各項大型活動，胡喬木還利用這次機會，廣泛接觸了日本的著名學者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他先后到家中拜訪了裕仁天皇的三弟、對華友好人士三笠宮崇仁親王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宮川寅雄、著名作家井上靖﹔探望了重病臥床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拜會了日本學士院院長和達清夫和日本學術振興會會長增田四郎﹔前往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和京都大學會見了向坊隆、清水司、岡本道雄等三位現任校長，以及加藤一郎、吉川幸次郎等著名學者﹔在東洋文化研究所、“讀賣新聞”社與一些學者舉行座談會，了解日本研究所如何開展工作，並介紹中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新的文化政策。另外，還參觀了橫濱港、日產汽車公司的一個工廠，約見了新日鐵董事長道山嘉寬，向他征詢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這次訪問十分成功，為社科院與日本的學術交流鋪平了道路。

　　此后，僅1979年一年，社科院就有院、所兩級派出的四五個代表團訪問日本。同時，日本也有以小林義雄為團長的國際貿易促進會經濟研究者代表團，吉川幸太郎為團長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代表團、竹內宏為團長的經濟學者代表團，都留重人為團長的社會科學代表團，有澤廣巳為團長的人文社會交流協會代表團，梅焯忠夫為團長的民族學者代表團，加滕一郎為團長的人類環境問題代表團等七八個代表團，以及宮川寅雄、一圓一億等許多學者前來社科院訪問。那一年，胡喬木原本還要率領社科院第一個訪美代表團前往美國訪問，由於工作離不開，臨時改由宦鄉副院長擔任團長，從而打開了中美之間社會科學的學術交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