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20日，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在《解放日報》全文發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在一份通知中指出：“《解放日報》10月19日發表的毛澤東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的語言所寫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各地黨組織收到這一文章后，必須當作整風必讀的文件，找出適當的時間，號召在干部和黨員中進行學習。”11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中，就學習貫徹《講話》做了具體部署之后，特別指出：“《講話》精神適用於文化部門和黨的其他部門，不僅是解決文藝觀、文化觀的材料，也是解決人生觀、方法論的材料，要普遍宣傳。”

　　“馬列主義中國化”是對毛澤東《講話》的重大理論貢獻的准確定位，也是對包括《講話》在內的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形成的高度概括。就《講話》而言，它的一些基本觀點既從馬列經典作家的觀點出發，又根據中國現時社會和中國革命文藝的實際情況，在理論與實際的密切結合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有所完善。如在列寧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觀點基礎上，毛澤東結合當時中國實際及延安情況，確立了文藝“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並充分闡明文藝為何“屬於人民”、為何要“服務於人民”等。之后，毛澤東又圍繞作者與表現對象、個人與群眾、立場與情感、內容與形式、普及與提高、歌頌與暴露，及文藝界的統一戰線、文藝批評的標准等重要關系和具體問題，進行了精到而扼要的論說。可以說，在這些論述中，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無處不在，但又與中國革命、中國文化和革命文藝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且建立“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目標任務十分明確，與之配套的關於學習社會、接近人民、深入生活、探求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民族形式的方法與措施也相輔相成。由此，新的文化和新的文藝在理論上得到滋養，在思想上得到指引。

　　以延安文藝為代表的革命文藝運動，因為做到了“與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獲得了蓬勃發展和無限生機，而廣大人民群眾也由過去的文藝旁觀者、局外人，開始成為新的文學與文化的真正主人。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談到，實現文藝大眾化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政治之力的幫助”，而這正是由毛澤東充分施展領袖才華和政治智慧的《講話》真正予以切實實現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我們要有“文武兩個戰線”，我們要有兩支軍隊：“手裡拿槍的軍隊”和“有文化的軍隊”。在《講話》結尾，毛澤東特別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創造出許多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圍繞著《講話》“為著人民大眾”依次展開的問題有在“學習社會”“接近群眾”中“轉移立足點”、工作中的普及與提高相兼顧、寫作中的內容與形式相結合、批評中的政治標准與藝術標准相統一等，它們都是為適應建構新的文化形態而提出的新的觀點與要求、新的方法與措施。在《講話》之后興起的延安文藝運動，就是在這樣全新思路的指引下，形成了政治性與藝術性高度統一、專業化與大眾化協調發展的新的文藝文化形態。這其實就是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的最早起步與初期演練。周揚在第四次文代會上所作的《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中，總結革命文藝的歷史發展經驗時，曾這樣評說延安文藝的意義：“這是我們自覺地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初步成果，它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開拓了社會主義文藝前進的廣闊道路。”

　　事實証明，延安時期開始的文藝運動，從指導思想到基本體制，從領導方式到創作力量，都為新中國的新文藝與新文化進行了最為基本的准備與至為重要的鋪墊。而一個打破土與洋、城與鄉、雅與俗、高與低的分離和分野，開始立足於本土社會現實，適應於人民大眾需要，並探索新的民族形式與特有風格的新的文化運動，也由此正式拉開了帷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