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的大眾化是百年中國文學最重要的經驗之一，是最富中國色彩的文學取向，也是中國文學可與世界文學形成“對話”的前提。通常認為，延安文藝主要的歷史功績在於對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及實踐，大眾化問題到了延安時期才得以初步解決。此外，延安文藝的大眾化運動並不是突發性的，它有著一個演進的過程，是對“左聯”以來大眾化問題討論的深化與提升，換言之，延安時期討論大眾化問題所倚重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左聯”時期。然而，學術界對此環節研究得並不深。譬如，大眾化問題從“左聯”到延安時期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左聯”提出的哪些主張在延安時期進一步深化和提升？要真正認識和把握延安文藝的大眾化及其產生的重大影響，必須對上述問題深入研究。

　　自“左聯”提出大眾化問題后，大眾化成為新文學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作為一個“思想著”和“行動著”的作家群體，左翼作家能以歷史的辨析眼光，從新文學發展的理論中去偽存真，發掘大眾化的文學觀念，並積極開展大眾化理論探討。雖然左翼作家在文學實踐層面還未完全展開，但他們就大眾化理論所作出的探討、提出的種種命題，為后來的理論深化和文學實踐提供了寶貴經驗。

　　在大眾化問題的研究中，有幾個現象是始終都無法回避的。其中最惹眼的就是，雖然“左聯”對大眾化理論討論頗多，但卻從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化作品。延安時期關於大眾化理論的闡述，主要集中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但大眾化運動的實踐卻是碩果累累。其中原因何在？過去，很多人都將根本原因歸結於“政治之力”。不可否認，“政治之力”確實是大眾化運動能否順利展開的外部條件。但這種“偏視”，又極易使人們對延安文藝大眾化的認識流於簡單化，使諸多有價值的命題處於遮蔽狀態。如果說掣肘“左聯”大眾化實踐的一個很重要因素，是其理論探討流於分散、缺少系統性，那麼，《講話》則是對“左聯”以來大眾化理論的集大成。這裡既有對“左聯”以來大眾化理論的創造性的繼承，也有在新語境下順應歷史發展的新拓展，它有效彌補和修復了“左聯”大眾化理論的不足與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強烈的實踐性，這也正是《講話》所闡發的理論能夠被延安作家迅速認同並積極實踐的原因，同時又是《講話》問世后能持續影響當代文學基本格局的原因。

　　《講話》提出，文藝的源流問題關涉何為文學的本源、如何認識文學的本源問題，就從根本上解構了知識分子重知識而輕實踐的做法，這是認識的第一步。既然現實生活才是文學的本源，就涉及如何把握文學的本源問題，而在把握文學的本源問題過程中自然會過渡到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題，即討論如何使作家深入大眾生活、解讀大眾生活和深層次地把握大眾生活。文藝的意識形態問題是討論已經體驗和熟悉了大眾生活的作家如何對大眾和大眾的生活進行判斷，如何從大眾身上和大眾生活中發掘出“革命的因素”﹔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是討論已獲得第一手文學素材的作家，如何採用大眾可接受的文學形式，並通過典型化的方法，使作品在大眾中間產生最大的影響﹔隨著大眾的閱讀接受能力的提高，他們會對作品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作家要及時調整自己的創作思路，以不斷升華大眾的接受訴求，這就是“普及與提高”所關涉的問題﹔此外，文藝活動還需要有人來引導，這便有了文藝批評的問題。《講話》所闡述的問題既有高瞻遠矚的恢弘氣度，又有緊密聯系文學實際與社會現實的例証相輔，論証環環相扣，邏輯性極其嚴密，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因此，座談會之后，大眾化運動就蓬勃地開展起來了，宣告了一個文藝大眾化時代的到來。

　　延安文藝的大眾化運動也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值得反復研究的文學課題。譬如，文學到底是一種文化消費品，還是一種與民族命運聯系在一起的精神活動？文學活動到底是作家個體行為，還是一種與大眾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事業？到底是作家的文學才華重要，還是體驗和正視現實的生活重要？到底是大眾的接受重要，還是在形式上的花樣翻新重要？這些問題都關乎文學存在的根基。由此看來，延安文藝的大眾化運動，不僅是一個歷史命題，同時也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命題。

　　（作者系陝西師范大學延安文藝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