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民惟邦本”與“選賢任能”的政治倫理，“以義制利”和“以道制欲”的經濟倫理，以“中”為體以“和”為用的社會倫理，以及中國“德性普施”、“天下文明”的世界倫理，這四大倫理原則使中華文明得以長存並多次領先於世界其他文明。

　　中國正在崛起，中華民族正在實現偉大復興，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謂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已成為海內外熱議的話題，有的肯定曰其有，有的否定曰其無，各種解讀令人眼花繚亂。

　　我們生活在一個思想特別多元、主義特別活躍的時代。正因為如此，就特別需要嚴肅而認真地研究：中華民族復興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中國究竟基於什麼樣的文明根柢，經由怎樣艱難的探索和艱苦的奮斗歷程，方才走到今天？中國憑借著這一文明根柢，將迎來一個什麼樣的明天？

　　以天下為己任的民族精神支柱

　　今天，中國之所以崛起，中華民族之所以復興，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都更加自覺、更加堅定地立足於中華文明的根柢，努力“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

　　這一認識，說實在話，連我自己也非常吃驚。因為它同自己往昔所崇信的同傳統要徹底決裂這一基本觀點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然而，隻要認真梳理一下相關的主要歷史事實，就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歷史真理。

　　即以中國傳統的政治大一統而論，近代以來，人們在揭露和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黑暗統治時，就經常漠視傳統的政治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國際理論與實際的影響下，一些人曾試圖將中國傳統多民族統一國家改變為單一民族國家，將中國傳統單一制國家改組為聯邦制國家，將傳統集權制改組為分權制，將傳統郡縣制改組為地方自治制，將大一統精英治國改組為多黨或兩黨競選治國。可是，一接觸中國政治實際，所有這些構想一一碰壁，因為這些方案一旦付諸實施，非但沒有將中國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將中國引向大亂，引發極為激烈的社會政治沖突。中國由大亂重新走向大治，是依靠了傳統的政治大一統國家在新形勢下的變革和重建。

　　再以中國傳統的家國共同體而論，在中華傳統文明中，它不僅是一種社會結構，而且是一種經濟結構。在西方個人本位主義、國家本位主義及社會本位主義影響下，一些人致力於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思想意識形態上打破家庭關系，打破家族關系，打破鄉裡關系，打破傳統的個人、家庭、鄉裡、國家、天下密不可分的同構關系，而代之以純粹的契約關系、商品交易關系以及階級關系、階層關系、黨派關系。同樣，在實踐中，人們也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

　　以天下國家為己任、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文明幾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強大精神支柱。近代以來，當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時，這種民族精神被堅守，被弘揚，並獲得極大提升。這是中國克服種種磨難，得以振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中華文明的四大倫理原則

　　“民惟邦本”與“選賢任能”的政治倫理，“以義制利”和“以道制欲”的經濟倫理，以“中”為體以“和”為用的社會倫理，以及中國“德性普施”、“天下文明”的世界倫理，這四大倫理原則使中華文明得以長存並多次領先於世界其他文明。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這四大倫理原則，受到近代西方文明所力主的“經濟人”或“自利人”觀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義、“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線型進化觀以及弱肉強食的國際霸權主義這四大觀念的全面挑戰。西方四大觀念的輸入，給中國人先前一直被壓抑著的自利主義、縱欲主義及競爭意識提供了合理與合法的根據，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但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新的社會沖突，並空前激化了中國先前所固有的各種矛盾。

　　在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全過程中，中華文明傳統的四大倫理原則和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觀念一直進行著激烈的搏擊。事實表明，后者缺位，中國在實現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世界化中會缺乏足夠的動力，而前者缺位，不將后者的作用約束在可控的范圍之內，那就完全可能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空前激烈的社會沖突而毀於一旦。

　　160多年來中國所走過的道路清楚表明，中國今日之所以崛起，中華民族之所以復興，絕非偶然，它有著極為深厚極穩固的文明根柢作自己堅實的基礎。同時，它又具有天下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視野，勇於吸收世界其他各種文明的精華來滋養自己、充實自己，並致力於構建和維護一種協和萬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很明顯，隻要繼續非常自覺地認知、認同、繼承中華文明的主要根柢，非常自覺地“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再“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民族復興今后便必定能夠持續。

　　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中國實踐

　　除面臨著傳統與現代的重大差異外，中華文明還面臨著現代文明下人的異化所帶來的新的問題。

　　現代化所造就的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為人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比較充裕的物質基礎，同時，也將人引向了新的異化。現代文明一方面帶來了人的新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帶來了新的異化。

　　如何在中華文明轉型過程中，既超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又克服現代化所帶來的新的異化？中國在現代化發展的實踐中終於發現，堅持將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作為未來發展的最根本的准則，將是一條既具有獨創性又具有普適性的路徑。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將人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作為綜合整體加以把握。人的知識傳授、積累、更新、創造，不僅是為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是為了滿足人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的需要。人除了知性生活、知性世界外，還有情感生活、情感世界，即人還有比物質生活及知性生活、情感生活更高的意志生活。人文的發展，藝術的發展，信仰和意志的發展，能夠“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取於欲，兩者相持而長”（《荀子》），它們都是人的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主軸，正在推動工業化進程和生態化相結合，城市化進程和人性化相結合，市場化進程和社會公平化相結合，世界化進程和民族國家的主體性相結合，還推動著經濟成長和政治民主化、社會和諧化以及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緊密相結合，推動著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東部中部和西部、漢族和所有其他各民族的協調發展。

　　人對真、善、美的追求，人的德性、知性和詩性的發展，既相統一，又相矛盾。中華文明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既是全球化的產物，更是中華文明自身創造性的轉化。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正推動著中國在傳承中外優秀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偉大創造。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繼承了中國人本主義傳統和西方人文主義優良傳統，而又高於這兩大傳統，它不僅對中國的今天與未來有極重要的意義，對世界的今天與未來同樣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根據姜義華在南京市民學堂上的演講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本報記者 吳紅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