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熱”了好長一段時間。然而，“熱”的背后卻是亂象叢生。一些傳記文學作品，曾經在暢銷書的榜單上成績不俗，但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作品自身的質量與品位急劇滑坡，主要表現在文學色彩淡化、人文關懷淡出、社會承擔缺失。此外，相關的傳記文學理論研究，也是老生常談，諸如作品創作的真實與虛構問題、文本中的敘事與抒情問題、記人與記事問題等。

　　當下傳記文學要試圖突破這些障礙，維護良好的發展生態，恐怕還是要回歸到古典傳統，在那裡尋找安身立命之所。正如劉勰所說：“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

　　以人為本，挖掘人性的內容表現和隱秀婉約的表達方式，是傳統傳記文學給予當下的有效啟示。

　　人本的重心

　　我國古代傳統學術分類本無文學、歷史之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是為大宗。史部正史類《史記》始有列傳之體，后世學者視之為傳記文學的源頭。此后諸如行狀、碑誄、家傳、自傳、類傳等傳記體例皆在史部雜傳類。由此可知，傳記文學在我國古代一直從屬於歷史，作為一種史書撰述體例，傳統傳記文學自然具有不同於當代傳記文學的特色。

　　傳統史書中的紀傳體與當下文學中的傳記體，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以記事為宗旨，人物只是敘事的線索，而后者則是以記人為宗旨，事件只是人物的點綴。以人為本的重心，記人的宗旨，就成為文學傳記體區別於歷史紀傳體的本質所在。人本思想，也因此成為傳記文學作品內容的根本指向。

　　人本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論語·鄉黨》記載，孔子家的馬廄失火，孔子歸來后首先問道：“傷人乎？”不問馬。問人不問馬，這是儒家人本思想的最直接展現。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自我意識覺醒，人本思想又體現為生命個體對自我身份的認同。知識分子自我認同的最直接方式就是著書立說，以文章的不朽延續有限的生命。劉勰《文心雕龍·序志》中說：“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曹丕《典論·論文》中也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后。”可見，人本思想確乎成為文人著書立說的根本動力。六朝時期，碑誄、行狀、譜牒、家傳、郡書、類傳等雜體傳記的興盛，不是偶然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人本思想的世俗化，當是最根本的原因。

　　具體到文學創作，人本思想則表現為作品內容對人性的挖掘。南朝梁代鐘嶸《詩品·序》中說：“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歌作為文學的代表，可以溝通天、地、人之間的感應，可以昭告自然的幽微，彰顯人性的善惡，由此可見人性與文學之間的密切聯系。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庄子的回歸自然論等對人性的闡述，無不成為后世文學批評的理論本源。

　　人性的挖掘，在傳記文學文本中又表現在抒情和敘事兩個層面上。首先，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是人性本真的表現。鐘嶸《詩品·序》中說：“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所謂“自然英旨”，具體到文學作品的內容上，即要求作品表現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情感，唯此才能成為一流的文學。另外，傳記文學以表現人性為旨歸的敘事，必然不同於史書以求實為旨歸的敘事。劉勰《文心雕龍·史傳》中說：“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也就是說史書記人，是為了編年綴事，敘事的任務在於從繁雜的事例中，理出頭緒，說明道理。這就要求所記人物之事，務求精簡，避免繁瑣、虛構。而文學記人則是“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也就是說文學記人，不避奇異，逸聞趣事、街談巷議，皆可下筆，關鍵是要突出人物獨特的性格特征，亦即人的自然本性。

　　傳記文學以記人為宗旨的創作原則，對於人性的彰顯有著先天的便利條件。六朝時期，蕭廣濟、虞槃佑、周景式等人撰《孝子傳》，即是從人性的角度弘揚孝悌精神，這對當下的傳記文學創作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鑒。當下的傳記文學創作，常以名人為傳主，名人的社會效應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潤通常是作家和出版社關注的焦點所在。利益當前，人性的挖掘就顯得微乎其微了，作者的情感流露、傳主人物的情感取向，自然也喪失了其應有的價值。

　　隱秀的深情

　　真情實感是文學創作的動力所在，傳記文學亦不例外。

　　古代文學評論家對作文情感的批評論述，尤以劉勰深得其中精義。《文心雕龍·情採》說：“五情發而為辭章”，“文質附乎性情”。《熔裁》篇又說：“情理設位，文採行乎其中。”也就是說，情感的立意是文章構思的首要環節。作者的才情高妙，則文章必然旨意深遠，內涵豐富。可見，情感的抒發對於文章創作的重要意義。

　　情感的表達，除內容的真實之外，還要講求表現的技法。《文心雕龍·隱秀》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劉勰以“隱秀”形容文章的情感表達，既要求文章的內容豐富、含義深遠，又要求這種多層的深意、豐富的情感必須通過一種秀美婉約的方式展現出來。

　　鐘嶸《詩品·序》中說要“文約意廣”，“文已盡而意無窮”。唐代司空圖《詩品·含蓄》又提倡：“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都是強調情感的表達重在含蓄，或者以側面烘托，或者以形象比喻，要在空白處為讀者留下足夠的想象空間。真情實感的流露是文學作品共同的訴求，然而其中的境界，在不同的作者筆下，又有天壤之別。

　　具體到傳記文學，舉例來說，漢代劉艾的《獻帝傳》，記載漢獻帝的生平始末，全文計一萬余字。其中僅圍繞獻帝禪讓，魏文帝登基之事，所錄大臣的奏請文件就有三十八篇，約計八千字。所記大臣言論，千篇一律，均是恭請、褒頌魏文帝之詞。劉艾作傳，全部保留，或許是秉承史家實錄的精神，然而終不脫冗繁拖沓之病。同是記錄漢獻帝禪位之事，孫盛的《魏氏春秋》隻有一句：“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短短的一句話，魏文帝的心理、百官群臣的姿態、作者的情感，一覽無余。同為歷史的真實，《獻帝傳》的巨細無遺與《魏氏春秋》的點睛之筆，展現了高低不同的兩種境界。

　　我國古代雖無傳記文學之名，卻存在著大量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從傳統傳記文學作品與理論批評中汲取資源，以人為本的人性挖掘、隱秀婉約的情感流露，將成為當下傳記文學作品提升自身質量水准的關鍵所在。

　　（作者為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