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會是20世紀現代文學史上壽命最長的社團，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確立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它也是現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搖籃，這一點常為人們所忽略。在這個社團中涌現出了現代學術史上多位國學大師，如鄭振鐸、郭紹虞、游國恩、俞平伯、朱自清、顧頡剛等，他們在繼承國學研究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憑借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與開闊的視野，對古典文學進行了重要而出色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文學研究會在成立之初就體現出鮮明的研究性質。《文學研究會簡章》第二條明確提出：“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這一宗旨始終貫徹在文學研究會以后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活動中。

　　文學研究會整理中國古典文學的態度不同於國粹主義。對此，沈雁冰就曾指出：“今年提倡國粹的聲浪從南京發出，頗頗震動了死寂的空氣﹔我拜讀過好幾篇，覺得他們的整理國故有些和孫詒讓等前輩同一鼻孔出氣——是表彰國故，說西洋現今的政法和思想都是我國固有的……我覺得現在該不是‘民族自夸’的時代，‘民族自夸’的思想也該不要再裝進青年人的頭腦裡去罷？我對於這樣的‘整理國故’真不勝其懷疑了。”（1922年《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鄭振鐸在《新舊文學的調和》中也曾批評說：“現在自命為國粹派的，卻是連國粹也不明白的。”

　　文學研究會對待中國舊文學的態度非常鮮明，就是“整理舊文學的人也須應用新的方法”（《宣言》第二條）。這裡所謂新的方法就是用現代的眼光和思維去研究和考量舊文學，從客觀的視角認識國故。鄭振鐸認為“以前的一切評論，一切文學上的舊觀念都應一律打破……就是有許多很好的議論，我們對他極表同情的，也是要費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從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以新的証明”（《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顧頡剛也認為整理國故就是要“看出它們原有的地位，還給它們原有的價值。”（《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因此文學研究會整理國故實際就是要在新的時代，以新的眼光給國故以重新定位，確定其真實的價值。

　　在具體操作上，首先要整理中國舊文學的類目。鄭振鐸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中把中國古典文學分為九個大類，即“總集及選集”、“詩歌”、“戲曲”、“小說”、“佛曲彈詞及鼓詞”、“散文集”、“批評文學”、“個人文學”、“雜著”﹔又在這九大類下細分出40小類，如“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童話及民間故事集”等，從這個類目中我們發現，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比重明顯增加，體現出文學觀念在新時代的變化。而在研究的過程中，鄭振鐸注重運用進化論的方法研究文學現象，他認為：“進化論更可幫助我們廓清了許多傳統的謬誤見解。這些謬誤見解之最大的一個，便是說：古是最好的，凡近代的東西總是不如古代的。明清之詩文不如唐宋，唐宋之著作不如漢魏，這是他們所執持著的議論。進化的觀念，不是完全反對他們，乃是告訴他們以更真確的真理。”（《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在這種方法指導下，鄭振鐸寫出了后來影響巨大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這部著作匯集了大量的精美插圖，搜集了眾多新發現的材料，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材料是首次被寫入文學史，這也促成了這部文學史后半部分民俗文學比例特別突出的變化。這部著作在當時可謂獨具一格，堪稱20世紀30年代最優秀的文學史，至今仍不斷被付梓重印。

　　文學研究會成員在吸收現代研究方法的同時，並沒有放棄搜集、考訂材料的舊學功夫。鄭振鐸提倡“歸納的考察”，通過搜集材料，對材料進行分析、取証，然后得出適當的結論，其中對材料進行分析、取証，實際就有著鮮明的傳統學術的色彩。汪馥泉則更鮮明地把辨真偽作為“整理古代文學的大工作”（《整理中國古代詩歌的意見及其他》），並認為這是需要耗費大半生精力才庶幾可以完成的事業。

　　1923年1月10日《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上出現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討論專欄，刊載了五篇文章，即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顧頡剛《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王伯祥《國故的地位》、余祥森《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嚴既澄《韻文及詩歌之整理》、玄珠《心理上的障礙》，這是文學研究會開展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良好開端。此后《小說月報》、《文學周刊》、《晨報·副刊》等刊物上不斷發表有關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札記。這些文章涉及范圍很廣，從先秦文學到元明戲曲和清代小說，如陸侃如《屈原生年考証》和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從廟堂文學到民俗文學，如顧頡剛《詩經的厄運與幸運》、鐘敬文《宋代民歌一斑——讀京本通俗小說》﹔從詩詞歌賦到佛曲變文，如段庵旋《關於中國韻文通論》和鄭振鐸《佛曲與俗文變文》，都有刊載。而對於篇幅較長的文章，則採取連載的形式，如楊鴻烈的《中國詩學大綱》發表在《文學旬刊》第48-73號，賀昌群的《元明雜劇傳奇與京戲本事的比較》發表在《文學周報》第258-259號，郭紹虞的《詩話叢話》則發表在《小說月報》第20卷第1-4號。1927年，《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組織“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共選定69篇文章，涉及內容非常廣泛，從宏觀理論到微觀課題，從秦漢文學到明清文學，從正統的雅文學到原本不入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學，均有所涉及。

　　文學研究會成員中除了鄭振鐸，顧頡剛也是現代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他是現代詩經學研究的大家，他大膽疑古，去偽存真，從所搜集的民間歌謠解悟詩經，獲得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創見。顧頡剛也是現代紅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側重對材料的搜集，胡適及俞平伯的紅學研究均從顧頡剛這裡受益頗多。而游國恩的楚辭學研究以扎實的舊學功底結合現代學術的廣闊視野，對諸如楚辭與《詩經》的關系，“離騷”解題，屈原的放逐時間、地點及路線等問題都有圓滿的解決，很多結論均沿用至今，其《楚辭概論》被沈玉成稱為楚辭研究“分水嶺”式的著作。而郭紹虞則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學科的重要開拓者，其《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大學教材中經久不衰的一部著作，他對於歷代詩話搜集與考訂的貢獻也非常突出。此外，如俞平伯、朱自清、陸侃如等都成為現代古典文學領域中的巨匠，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涂上了一筆濃墨的重彩。（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