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李暢然的《清代〈孟子〉學史大綱》一書。此書之研究對象雖僅限於有清一代之《孟子》學，其意義卻早已超乎斷代學術史的界限。尤其是作者在書中提出的種種研究方法與理念，足可為類似的學術史研究樹立范式，提供借鑒。

　　在本書出版之前，已有學者專門針對“清代《孟子》學”這一課題撰文著書，但均採用了“以例代史”的做法，選取若干代表性著作進行專門研究，以此梳理出清代《孟子》學之概況。但這些所謂的代表性著作是否真能代替清代《孟子》學的全貌呢？當我們面對清代流傳至今的數百部《孟子》學著作時，這些散點研究的價值又當如何估量？一旦提出這兩個疑問，我們便能夠發現《清代〈孟子〉學史大綱》一書的意義。因為此書最引人注目之處即在於對研究對象最大限度的把握。

　　為此，作者不惜花費四個月的時間爬梳前人書目和現有的館藏信息，從中整理出2500多條版本及館藏資料，共涉及清代《孟子》學著作863種（詳目可見書后附錄），其中作者親加目驗者就有100多種。作者正是在這一扎實的基礎上開展對清代《孟子》學史的整體描摹的。作者之所以不滿足於散點分析的著史方法，而以目錄探查為基礎，實是基於這樣一種考量：“古人在提筆著述之時，會直接地受到前人和他人之著述傳統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在過去的研究當中較多地偏重於名家名著的影響，何況所謂‘名’又多以今人的眼光來確定。目錄學使我們的眼光跳出傳統的學問大家的范圍，跳出傳統的義理與考據對壘之成見，從而更接近於歷史本身。”（《前言》頁2）

　　倘以若干代表著作為例帶出學術史之面貌，此種方法實存一巨大危險，即：代表作的選取標准從何而來，會不會帶有研究者先入為主的觀念，由此而得出的對學術史的總結概括豈不陷入一種循環論証的“怪圈”？好比我們事先將所有著作分為考據和義理兩類，從中各自選取典型案例，這便已帶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清代《孟子》學史是可以明確分為考據、義理這兩大類的。然而，考據與義理之對壘在“清代《孟子》學”這一課題中是否真如想象般那麼明晰，這樣的分類又是否真的可靠？最后得出的結論豈不就是在証明自己早已預設好的前提？為了避免這樣一種循環邏輯，李暢然不惜下苦功，對清代《孟子》學著作做了拉網式的清算和整理，在事實的基礎上總結概括，得出結論，這樣的結論方是信實可據的。作者的這一做法不僅是對此前“以例代史”研究的超越，甚而也是對學術史傳統寫作方法的顛覆，其意義不可小覷。

　　具體來講，作者先盡可能考証出這863種著作的成書或刊刻時間，再將它們安插到清代的十一個時期中，並依據書目探查階段所積累的實際經驗將每個時期的著作分為偏義理類、普通考據類、特種考據類、四書典故類、初學類等若干小類。在此基礎上，作者對每個時期各個小類的著作數量進行統計，從中摸出清代《孟子》學史的發展大勢，得出各個時期不同學術力量之間的消長關系。這就是全書第三章“清代《孟子》學著作總說”的基本任務。在這一章裡，作者不僅為我們解釋了分期和分類的依據，而且還獨出心裁地將解經著作分為“傳注體”和“子學體”這兩大體式，並對“義理”和“考據”做了重新界說。作者認為，在清代《孟子》學著作中，“義理”和“考據”的分界並不明晰，且與具體的解經體式不存在必然聯系。

　　基礎理論和全局大勢鋪就之后，作者便在接下來的第四章“清代《孟子》學著作分期詳述”中對每個時期的具體情況進行詳細介紹。概而言之：⑴順治到康熙前期，偏義理著作佔據絕對優勢﹔⑵康熙后期，偏義理著作進入繁榮時代，偏考據著作也有較大發展﹔⑶雍正年間，偏義理著作達到頂點，考據類著作無大發展，惟有四書典故類著作保持上升趨勢﹔⑷乾隆前期，偏義理著作較之康雍略有遜色，四書典故類著作步入繁榮，普通考據類著作較少﹔⑸乾隆后期是清代《孟子》學史的重要轉折點，偏義理著作急劇減少，偏考據著作則略有增長，其中特種考據類著作不少﹔⑹嘉慶年間，普通考據類著作的數量首次超過義理類著作﹔⑺道光年間，是偏義理著作的第二個高峰，也是偏考據著作的頂峰﹔⑻咸豐年間，義理類大幅減少，考據類也開始萎縮﹔⑼同治年間，相比於咸豐朝，義理類略有回升，考據類繼續萎縮﹔⑽光緒前期，相較於咸同，義理類著作有較大增長，考據類則基本持平﹔⑾光緒后期到宣統年間，義理類著作達到第三個高潮，普通考據類則降至道光以來的最低點。

　　最后，本書最富特色之處集中體現在了第五章——“有關清代《孟子》學的四個問題”。作者在此章中，結合前面的學術史敘述，從四個方面做出理論升華。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個方面“清代考據學與王學同屬前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和第四個方面“清人解經方法平議”，不僅適用於本選題，亦且適用於整個清代學術史，具有更加普遍的學術意義。

　　然而，本書並非沒有缺失。筆者不揣冒昧，認為全書尚有兩點不足之處。

　　其一，全書篇幅安排有欠合理。作為背景鋪墊的第二章和理論升華的第五章，所佔篇幅將近正文一半，這使第三章、第四章對學術現象和具體著作的論述反而顯得單薄。有些內容述之過詳，竊以為實無必要。如第二章介紹清代《孟子》學的官方背景，其中對清代各時期文字獄的敘述竟多達20頁，對一些與《孟子》學並無關聯的具體案件也都加以詳述。

　　其二，全書對外部現象和宏觀趨勢關注較多，對具體著作的微觀分析明顯不足。這其實是作者就已反省過的問題，作者在前言中說：“本書大量的材料相對於《孟子》學著作而言是外部的。至於內容的文本細節，隻有戴震、焦循、康有為等極其有限的幾家解讀得比較充分。有關那些微觀的內容，當以十年之力另寫一本書，與本書合而觀之，始成完璧。”（前言頁1）

　　筆者也熱情期待著李暢然下一部大作的問世。若兩書合璧，定可將清代《孟子》學史中的諸多細節問題解釋得更加清楚、全面，也定能啟引后學，功裨士林。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