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科學之母。現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實在是近代哲學的產物。這倒不是因為牛頓那部為自然科學奠基的著作名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而是因為導致了自然科學產生的那些基本觀念，其實是哲學原理的演繹結果。例如笛卡爾基於其可追溯至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主義的幾何原子論而得到了對於光的折射與反射的解釋，波義爾則在對物質的化學實在的理解上貫徹發展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我們今天已經習慣於對自然對象或實在採取的微分和積分的數學方法，當初在其創始人牛頓和萊布尼茨，並且更早地，在笛卡爾（正是他創立了使微積分的發明成為可能的解析幾何）那裡，是與對於物質存在的連續性本質的思考有著直接關系的。因此，哲學是自然科學的根源。

　　這一斷言並非隻有歷史學的意義。哲學並不僅僅在自然科學發端的年代裡或階段上是自然科學的根源，更在自然科學理論構建的邏輯上是其根據或基礎。例如，自然科學理論構建的基礎是概念以及概念間的關系（原理），例如“原子”、“萬有引力”、“廣義協變性”、“量子”等概念的提出和確定。當自然科學的奠基性人物在尋求對於自然的理解時，這些概念將構成其邏輯起點。因此，最根本、最關鍵的科學創見便是這些概念的提出。正是在這裡，哲學的作用尤其明顯地體現出來。例如在建立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過程中，愛因斯坦之所以能夠大膽地突破傳統的空間和時間觀念，認識到觀察者的作用而否定同時性的絕對性，能夠突破引力場的實體性觀念而使之與以一定加速度運動的坐標系等價，顯然與他的普遍的因果決定論的哲學立場有著直接關系，正是這一立場使他不斷尋求更為普遍的對於自然的物理詮釋，一直到所謂“大統一理論”。同樣是出於對“因果必然性”和“實在”等哲學概念的理解，愛因斯坦始終不能接受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詮釋。這使得他與玻爾之間有了長達30余年的爭論，這種爭論與其說是物理學的，倒不如說是哲學的。20世紀物理學革命的兩大內容就這樣與這場革命的參與者的哲學修養和立場直接相關。

　　在自然科學的實踐中體現出的這種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聯絕非偶然。托馬斯·庫恩讓我們看清了在自然科學研究的背后，始終存在著某種支配性的范式。科學革命說到底就是范式的轉變。而這些范式作為特定自然科學的基礎，其最終的根據正是關於實在的哲學原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在20世紀初葉那“激動人心的年代”（狄拉克語）裡，走在前沿的物理學家幾乎都像是哲學家的原因。事實上，在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上，哲學不僅直接地啟發科學范式的創新，還能夠強化科學家的批判精神，開闊他們的視野和提升他們的想象力。

　　與自然科學研究直接相關的哲學其實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自然科學確實是在西方哲學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種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就如笛卡爾的“知識樹”所刻畫的，是根與樹干的關系。因此，了解這種哲學，了解西方科學偉人們的與其科學思考密切相關的哲學思想，應該成為我們科學教育和科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始終隻有西方哲學才能夠充當自然科學研究的精神資源。日本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湯川秀樹就曾坦言過老庄思想對其科學發現的正面影響。

　　總之，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邏輯上，哲學都是自然科學之根。一旦哲學貧弱了，以哲學為根由的、受其滋養的自然科學也就很難發達。並且，如果在整體上並沒有深入到哲學精神的層面，卻形成了一種無視真正的哲學思考的極端工具主義，不僅使我們既未能“拿來”直接支撐了自然科學的西方哲學，也未能發展自己的傳統哲學。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