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以后，中國經濟在保持著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加快了步入世界經濟的步伐。對外貿易規模自2000年以來快速擴大，進出口總額佔GDP的比重也高達60%以上。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又是高度不平衡的：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所積累的外國資產也逐年增加，外匯儲備更是突破了3萬億美元。歐美的一些經濟學家和政策研究部門將國際經濟失衡的原因歸結於所謂的“人民幣被低估”，並試圖通過推動人民幣升值來緩解貿易失衡問題。

　　巴薩效應不適合解釋人民幣匯率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以下簡稱“巴薩效應”）是國際經濟學中用以解釋實際匯率長期變動的主要理論依據。該理論認為：在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家，工資實際增長率也越高，實際匯率的上升也越快。也就是說，根據巴薩效應，一個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往往會伴隨著實際匯率的升值。如果看中國歷年來實際匯率的變動，不難發現人民幣實際匯率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持續貶值后一直維持在一個比較穩定的水平。同時，中國經濟在此階段依然保持著高速增長。這一現象顯然與巴薩效應相違背。實際上，這也為歐美“人民幣被低估”的指責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例如，國際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Krugman就認為人民幣被低估了20%—40%﹔而著名經濟學家Blanchard和Giavazzi則通過模型計算出人民幣匯率應該至少升值30%。

　　由於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巴薩效應並不適合解釋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動。國外學者關於“人民幣被低估”的觀點和計算雖不是空穴來風，但他們所基於的理論和模型並不符合中國經濟現狀，從而他們的結論也值得商榷。比如Blanchard和Giavazzi對人民幣均衡匯率的計算，他們認為貿易不平衡的緣由在於非均衡的匯率，而市場均衡時的人民幣匯率應該使得中國的國際收支趨於平衡。基於這一觀點，他們認為中國應該推動人民幣升值以減少貿易順差。在計算中，他們採用了美國貿易數據中的進出口彈性以及中國進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來估算“均衡的”人民幣匯率。他們的計算結果顯示，人民幣需要升值至少30%才能消除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國際收支平衡。且不說Blanchard和Giavazzi計算中所採用的美國進出口彈性對於中國貿易是否具有代表性，他們模型中所依據的匯率和國際收支平衡之間的因果關系也並沒有得到堅實的理論和可靠的實証研究所支持。因此，他們關於人民幣“被低估”的結論也難以令我們信服。

　　中國經濟高增長可能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

　　如果想要對中國的匯率高估或是低估的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其所基於的理論或是模型必須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征，而不能簡單地將中國數據套用在已有的某個模型中。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被廣泛所接受的事實有： 長期的GDP高速增長﹔ 開放程度逐年加大，進出口額佔GDP的比重高達60%以上﹔ 國際收支不平衡，經常性項目順差逐年增大﹔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遷移﹔ 與高技能勞動力相比，低技能勞動力的實際工資長期停滯不前。我們認為，一個好的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或是模型，其結果必須符合以上所列出的幾個事實。

　　根據上述事實，以及對中國經濟特征的總結，我們對傳統模型進行了調整，並引入了中國經濟的兩個特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技能勞動力的富余和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富余低技能勞動力的假設來自於實証研究中所發現的低技能勞動力的實際工資增長緩慢﹔而經濟結構的調整則緣於我國所存在的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遷移的現象。這兩個特征的引入對於我們的結論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剔除這兩個特征，我們的模型回歸於傳統模型，經濟高增長的同時必然會伴隨著實際匯率的升值，即前文所提到的巴薩效應。然而，這樣的模型無法解釋國際收支不平衡、勞動力遷徙以及低技能勞動力實際工資增長緩慢等事實。顯然這樣的模型並不適合我國經濟。富余的低技能勞動力以及結構調整的引入則較好地解釋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我們的結果揭示：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實際匯率的基本穩定並不矛盾。同時，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有可能會經歷貿易順差以及持有大量外國資產的過程。

　　富余的低技能勞動力供給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兩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傳統模型中巴薩效應的存在是基於實際工資增長的基礎上的。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實際工資也隨之逐漸提高，從而會推動非貿易品的價格上升，導致實際匯率的升值。如果經濟中存在著過量的勞動力供給，低技能勞動力的實際工資並不會隨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這也就推翻了傳統巴薩效應的基礎。當然，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同樣重要。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由資本密集型的進口貿易部門向勞動密集型的出口貿易部門轉移，經濟中對資本的相對需求下降，從而實際資本的回報率隨之降低。實際利率的降低會導致資本外流和貿易順差，而這恰恰是與經濟發展相伴而行的。此外，非貿易品部門往往都是低技能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伴隨著經濟增長而來的實際利率的下降會導致非貿易品價格的下降，從而造成實際匯率的貶值。由此可見，在我們的模型中，經濟增長的同時會伴隨著不變的低技能勞動力實際工資、勞動力在產業間的轉移以及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而這些結果和前文所列中國經濟增長的幾個事實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結果顯示，經濟增長有可能會導致實際匯率的貶值，這一點與傳統的巴薩效應恰恰相反。

　　人民幣匯率不存在“人為低估”現象

　　巴薩效應存在的前提並不符合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階段，不能簡單地套用巴薩效應來分析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動趨勢。不可否認，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幣實際匯率並未出現其他國家所經歷的持續升值過程，而且我國對外經濟也出現了不平衡的現象，但這並不一定是匯率政策的結果。考慮到中國經濟中所存在的低技能勞動力富余以及產業結構轉型的現象，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有可能呈現貶值趨勢的，貿易順差也是與經濟增長相一致的。中國的人民幣匯率並不存在歐美國家所認為的“人為低估”的現象，依然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是市場均衡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人民幣匯率與貿易順差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系，兩者都有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某一階段的必然結果。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世界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