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化自覺已漸成一種時代思潮，其最大的特點是：扭轉了近百年來中國文化以西方文化價值與文化理想為發展目標的文化預設，對中國文化傳統有了更深刻的自我認識，對文化的多樣性及“和而不同”的文化觀有了更強烈的心理認同。文化自覺很重要的一點，是應對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傳統有高度的自覺。

　　20世紀的中國學術研究，大多圍繞著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而展開。眾多學者立足於中國學術傳統，吸收西方學術理論與方法，建立了異彩紛呈的學術文化體系，其中既有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文化體系，也有守成主義的學術文化體系，還有自由主義的學術文化體系，提出了許多對中國文化傳統、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判斷。其中一些觀點至今仍是我們觀察和分析中國文化問題的重要思想資源。

　　侯外廬的中國史觀就是一個鮮明例証。

　　自覺反思文化傳統

　　侯外廬的中國史觀具有高度自覺地反思中國文化傳統的特點。

　　侯外廬將近現代學術研究的時代課題視為“民主潮流的現實解決”。他始終將中國歷史和思想的研究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現實解決問題相結合，自覺反思中國歷史和思想中的哪些因素會制約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前景，又有哪些因素能為現代化助力。他認為，文化自覺的關鍵是要對自己所擁有、所生存的文化狀態有清醒的認識，對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有“自知之明”，並能將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世界文化體系。在世界文化體系中找到相應的位置與坐標，才能對自身文化進行創造與建設。所以，樹立科學的中國文化史觀尤為關鍵。他用畢生精力建設這樣的中國文化史觀。他通過翻譯《資本論》，理解其唯物史觀的精華，並將它運用到了中國歷史的研究中。

　　侯外廬堅持將歷史視為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統一。侯外廬認為，在復雜的歷史內容中，要抓住兩個根本：一是物質生產方式及相關經濟制度，二是人們理論化的社會思維。他認為，觀察物質生產方式既不能僅看生產力發展水平，也不能僅看社會生產關系，而要看它們結合的特殊方式。他觀察理論化的社會思維，既看其世界觀（哲學思想）和邏輯思想，又看其對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考，揭示了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他指出，要把握好社會史和思想史的互動關系。判斷歷史上的思想命題，需要將思想置於中國社會歷史的具體背景中。他在《中國思想通史》中寫道，“思想史系以社會史為基礎而遞變其形態。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難又不能由思想的本身運動裡求得解決，而隻有從社會的歷史發展裡來剔抉其秘密”，否則，對中國思想史的解釋，不僅易犯主觀化的錯誤，且易曲解古人的思想，即“流於附會臆度”。

　　侯外廬可能是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証中國歷史與思想發展有其特殊性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思想，認為中國文明起源的基本標志是家族而非家庭，是氏族公有制而非私有制，是國野之分而非國民意義上的國家。由於當時考古資料的缺乏，侯外廬把中國文明出現的時間定在殷末周初。在晚年時，他已意識到自己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方面的不足，並力圖修正。但總體來說，他依據非常有限的考古資料所作的古代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獨特考察，對后來者文明起源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史的研究，侯外廬認為，法典（體系化的制度形式）是判斷封建制度最終確立的主要依據。不能因為古代社會有封建因素的萌芽就斷定其為封建社會，而應從固定形式的法典著手分析。他把中國古代封建化的過程劃在戰國末至秦漢之際。戰國時期就已有封建因素的萌芽，但其只是一種局部現象。他從封建生產關系的基礎、土地與生產力的結合方式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等方面論述了封建社會的主要特征，明確提出封建社會土地國有制的論點，即土地為皇族地主（國家）所有，其他階層對於土地的所有權不過是“法律的虛構”。封建土地國有制作為“一條紅線貫串著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但這不等於整個封建社會土地的基本形式均未發生變化。以兩稅法為標志，他把中國封建社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從秦漢至唐代開元、天寶間，后期從唐代安史之亂后至清初。前期以軍事、政治的統治形式為主，表現為對土地的直接干預，而后期以經濟的所有形式為主，表現為通過賦稅方式的變化實現對土地所有。經營的方式有所改變，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的本質並未變化。侯外廬還從土地關系的變化、手工業及海外貿易的發展等方面考察了明代嘉靖、萬歷封建社會解體過程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情況，指明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社會內部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態。

　　侯外廬認為，中國思想的發展也有特殊性。第一，自然觀念不發達，對自然界的客觀真理研究不夠，自然的客觀真理未成為人類生活的科學依據。第二，先王觀念尤為發達，始終關注社會秩序的等級與和諧。第三，缺乏深刻的社會批判精神，在遇到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時，往往傾向於在內心消解矛盾。他說，如果從宗教的主要特點是把客觀矛盾歸結為主觀消解角度來看，中國思想的宗教性非常明顯，“東方史更好像宗教史”。從侯外廬對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的批判性分析中，可發現他對神學世界觀、私有權的缺乏、專制主義制度等持堅決的批判態度。此外，他還高度重視反專制思想、朴素唯物主義、無神論、自由私有權觀念等可資發掘利用的優良傳統，認為辯証唯物主義世界觀及科學觀念、法權觀念和自由民主思想，是中國未來文化建設的基本方向。

　　以世界史眼光研究中國史

　　在研究時，侯外廬常常將中國史置於世界史發展的整體背景中考察。如在研究中國的文明起源道路時，他將“古典的古代”希臘城市國家作為主要參照。古代希臘是在氏族制度徹底被消滅、私有制產生的基礎上而建立的城邦國家，而中國的殷末周初，氏族制度殘余依然存在，土地財產為土地國有或氏族貴族專有，國家是“宗子維城”的城市國家，氏族混合在國家裡。在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時，他以古希臘思想為參照，認為古希臘思想的起源主要在於對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之際的思想萌芽於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思考，他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指出，先王問題是“中國古代史裡一個最特殊的問題，它的嚴重程度是希臘羅馬所沒有的”。在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時，他始終將歐洲中世紀當做主要參照，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土地私有權的缺乏，可以作為了解東方世界的關鍵”這一理論，認為中國秦漢以來的土地國有制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對土地隻有佔有權，農民階級對土地隻有使用權。封建思想定於一尊的根源在於，統治階級掌握著土地所有權。在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啟蒙思想時，他以16世紀初的德國宗教改革運動與文藝復興為參照。在考察明末以來三百年的社會變動和學術思想時，他既注意從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國啟蒙思想的發生與發展，又注重從中國社會歷史的特殊性出發審視中國啟蒙思想的特點。他認為，16世紀特別是16世紀中葉后的中國，確實出現了類似歐洲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的啟蒙思潮，“中國的歷史沒有如歐洲那樣走向資本主義社會”，“舊的生產方式以及舊的思想影響太深”，而啟蒙思想家並非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也不是資產者，只是宣傳啟蒙思想的學者，使得瓦解舊的制度與思想步履維艱。啟蒙者的思想中充滿各種矛盾沖突，如“外表與內容的矛盾”等。宏闊的世界歷史視角，使侯外廬的歷史研究擺脫了自我中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