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布尼茨的著作《中國近事》，是中國文化在18世紀的歐洲傳播的最重要成果，在當時的歐洲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影響。萊布尼茨在這本著作中倡導了一種國際性多元文化互補的觀點，並且首次發出了中國和歐洲可以通過交流取長補短的聲音。

　　文化是人類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產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現的載體。所以文化不管產生自哪個民族或地域，因為有人性這個媒介，一經接觸，就會相互吸引，進而相互交流，乃至相互交融。18世紀，歐洲文化思潮中引起了中國文化熱的一個高潮。但這個高潮的興起在16世紀、17世紀。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此后傳教士們開始翻譯中國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對中國所知甚少。直到忽必烈的騎兵橫掃歐洲大陸時，西方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13、14世紀之交馬可·波羅的歷險，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但只是個別人的行為。官方行為約兩個半世紀后，即1583年才獲明代萬歷皇帝的准許。在這前后葡萄牙、法國、意大利等國都派出了傳教士來中國。其中最成功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利瑪竇於1582年不遠萬裡來到中國，他經過19年的苦心經營，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中國的士大夫（包括當時最大的學者徐光啟）甚至京都要員，終於在1601年見到了中國皇帝（萬歷朱翊鈞）。但利瑪竇的工夫並沒有完全用在公關上，而用在對中國國情的了解，首先是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翻譯上。1593年他已經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語翻譯了出來。不久他的繼任者金尼閣（比利時人）也把“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翻譯成拉丁文，並在杭州刊印出來。這是中國古籍最早的西文譯本。

　　初期傳教士都把翻譯經典作為重要任務，不過他們的譯作還算不上完善的譯本。完善的譯本過了半個世紀到一個世紀才出現，那已經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允許西方傳教士繼續來中國傳教。傳教士們便利用這個機會發奮地研究掌握中國的方方面面，他們仍把古代經典的翻譯當作要務之一。於是經過幾代傳教士的努力，這些儒家經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譯本，其中“四書”的完整拉丁文全譯者是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經過20余年的努力，於1711年在布拉格大學刊印了他的“四書”全譯本和介紹中國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國哲學》一書。“五經”的拉丁文全譯本則由好幾位傳教士完成。此外，他們還用法文寫了《孔子傳》和《孔子弟子傳略》等這樣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但這已經是18世紀下半葉的事了。

　　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葉，中國學在歐洲成了熱門

　　西方傳教士出於達到更有效的傳教布道的目的，對中國國情進行了可以說全方位的了解。不僅是典籍，對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學、科學技術、醫學、農業、園林等等都進行了研究，出版了不少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許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學者。

　　據記載，1682年，意大利傳教士柏應理回羅馬時，帶回的在華傳教士的著作達400多冊。同時他們也將大量中國的各種書籍帶回歐洲。如1794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回國時，光贈送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的中國圖書就有300冊。法國另一名傳教士馬若索為法國皇家文庫收集了幾千卷中國圖書。在傳教士寫的著作中，語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文法》、西班牙華羅的《官話簡易讀法》、路易十四的顧問傅爾蒙的《中國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1585，被譯成多種語言）、馮秉正的12卷本的《中國通史》（1783）、特別是A·基爾契的《中國》﹔法國傳教士杜赫德包羅萬象的巨著《中華帝國志》很受啟蒙學者的歡迎。其他如哲學、天文學、醫學乃至武術方面的書籍亦不在少數。

　　哲學家唱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高音

　　17、18世紀是歐洲近代哲學的高峰時期，著名的有康德、黑格爾、謝林等，而萊布尼茨是他們的先驅。萊布尼茨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學者，他是德國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他對遙遠而陌生的中國表現出巨大的興趣，從21歲起就對中國進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沒有停止過。在這方面他比黑格爾更有眼光。黑格爾隻拘泥於對中國人國民素質的批評，而萊布尼茨則著眼於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發展潛力和前途。他的《中國近事》一書相當全面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的態度。在他看來，中國與歐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兩極。兩地相較，可以說各有長短，無分軒輊：歐洲人長於思考，而中國人善於觀察。他列舉了一系列歐洲人最引以為自豪的幾個方面。這時他話鋒一轉，說：“然而有誰過去曾經想到，地球上還存在這麼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以后，便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這一特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略勝一籌的話，那麼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

　　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即各個民族都有優缺點，匡正缺點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無疑是正確的，即使用我們現代的尺度來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遙遠的民族，相互之間應建立一種交流認識的新型關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我們智慧之光。”

　　啟蒙運動時期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熱戀”

　　啟蒙運動中的“中國熱”主要表現在法國思想家身上。啟蒙運動席卷了歐洲所有主要國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國。法國的啟蒙運動以法國“百科全書派”為核心，包括狄德羅（百科全書發起者）、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霍爾巴哈、拉梅特裡、愛爾維修、波維爾、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他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矛頭是基督教統治，提倡無神論哲學，主張自然神論。

　　百科全書學派們當時從傳教士那裡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發現中國恰恰是個屬於自然神論的國度，對中國很快產生“熱戀”。其中最熱烈的當推伏爾泰。他把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最好的標本，說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哲學辭典》）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無不從中國肇始，並且早就遙遙領先。他說，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而且治理有方的時候，“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裡流浪的野人哩！”他稱贊中國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絲毫的虛構和奇談怪論，絕無埃及人和希臘人那種自稱受到神的啟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國人的歷史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啟蒙運動的一面旗幟）伏爾泰也高度稱贊中國天文學的成就和神奇，說“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們的史籍持續不斷的記下了日蝕和星球的交會。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証他們的計算后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靠。”伏爾泰把孔子的儒家學說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論，認為這種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原則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於西方的帶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爾泰看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則，應當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歐洲的中國熱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其高潮是18世紀60年代。他的創始人是法國的魁奈。他的《自然法則》一書強調“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准則”，而“所有的國家都忽視了這一點，隻有中國是例外。”他提倡以農為本，極為贊賞中國歷代君王重視農業的政策，認為隻有發展農業才能增加財富，貶低貨幣和商業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學生繼續鼓吹他的思想。有一位重農學派的改革家叫杜爾戈，一度當上法國財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國，致力於發展農業的改革。那時他認識了兩個中國留學生高類思和楊德望，兩人正要回國，杜爾戈便挽留他們再待一年，以便讓他們熟悉重農學派的思想和理論，並且交給他們52個調查提綱，對中國的經濟、文化與歷史等進行廣泛的了解。這兩人回國后根據提綱了解的情況定期向法國國務大臣貝爾坦匯報。同時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也根據重農學派的要求，收集豐富的資料寄回法國。

　　以《趙氏孤兒》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在歐洲激起巨大反響

　　當時西方的文學界對中國的反應要晚一拍。直到18世紀中葉，中國文學才到西方。它的第一個引領者是一位名叫詹姆斯·魏金森的英國商人。他在中國廣東生活多年，通過英語和葡萄牙語譯了一個四卷本的中國小說、戲劇、諺語和詩歌合集，包括《風月好逑傳》、《中國戲提要》、《中國諺語》以及《中國詩歌》，1719年這部合集由英國人湯姆士·帕塞刊印了出來。13年后，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把元代紀君祥雜劇《趙氏孤兒》譯成法文，題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翌年被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譯本。但馬譯本沒有唱詞，所以1741年英國出了全譯本。

　　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學家，如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等。伏爾泰對《趙氏孤兒》贊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編成《中國孤兒》在法國上演。這出元雜劇的故事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記載，它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晉國，是一則舍生取義、替友人救孤復仇除奸的故事。幾年之后，18世紀60年代，中國“十才子書”《風月好逑傳》除了英譯本外，很快有了法譯本和德譯本。但中國文學在德國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響的也是《趙氏孤兒》。歌德認為，這個劇“最深刻動人”。1781年歌德曾著手根據《趙氏孤兒》和《今古奇觀》改編一個劇本《艾爾彭諾》，可惜沒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學”的願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說（《威廉·邁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東方，朝向中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對中國的了解不是通過傳教士，主要是通過文學作品。就像當年的中國人不了解外國人而一概視之為“蠻人”一樣，當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國的時候，對中國也是有誤解的。但當他先后讀到中國文學中諸如《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百美圖詠》、《今古奇觀》以及戲劇《趙氏孤兒》等作品的時候，很快改變了原來的成見，發現“中國人是一個和德國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覺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純潔、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寫的《赫爾曼與竇綠苔》以及英國理查孫寫的小說有很多類似之處”。出於對中國人的這種好感，歌德晚年還根據某些中國詩歌的主題，寫了一個小詩集，提名為《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共14首詩。

　　在中西文化“熱戀”了100年后，從18世紀后期起，西方派到中國的多是新一代的重商主義者，他們對中國的古代哲學不再感興趣。18世紀60年代初，當腓特烈大帝二世向乾隆皇帝提出他的通商要求時，馬上被拒絕了，這使腓特烈大帝對中國的熱情驟然下降。腓特烈大帝態度的轉變，標志著開端良好的中西方文化交流關系的轉折。這樣，由於歐洲人的召引而向歐洲勁吹了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化風，又由於歐洲人的殖民意圖而被推了回來！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